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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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度人物”，千龍網“2004年度新聞人物臉譜”。

小人物當選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於民本主義在當下中國的大行其道。就個體而言，走上大舞臺的小人物，實在有著太多的偶然間的戲劇性。如果沒有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就沒有高正的名噪一時。換句話說，沒有中國高層領導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沒有“批示”之後中國奶粉市場的全面整肅，高正斷不會成為公眾人物，即便他的維權努力感天動地，也難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訪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樣勇敢無畏執著的人還少麼？

同樣的道理，沒有*總理的關注，一位丈夫還有2000餘元工資沒有討回的農婦，怎麼會成為2003年央視的年度人物呢？與其說熊德明引發了中國清理民工欠薪的風暴，還不如說總理的決心改變了一切。對於央視這樣的媒體，將社會公益獎頒給職責所繫的總理當然不妥，可是頒給熊德明就合適嗎？事實上，她跟總理實話實說，並沒有“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

2002年，美國《時代》週刊將“年度人物”授予了三個女性小人物：聯邦調查局的小公務員Coleen　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聯邦調查局局長提交一份備忘錄，強調聯邦調查局並未重視她早先對穆薩維的懷疑，以至喪失有可能避免“9·11”事件發生的機會；安然公司副總裁Sherron　Watkins，2001年她曾給安然董事會主席寫信，警告公司的會計方法存在問題，美國國會在事後針對安然公司的調查中發現了這封信；還有一個是Cynthia　Cooper，世界通訊公司的內部審計師，最早發現世通公司近40億美元假賬。據稱，她們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樑”，前兩位的丈夫還是“全職先生”，她們在敵意下做出的正確選擇，有可能讓她們失去維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然而，她們還是揭示了政府機構與大公司中的弊病，衛護著公眾的生命與財產。所以，《時代》用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敵》中的一句臺詞，闡述了她們的評選理由：“我們的生命終止於我們對要緊事物沉默之時”；“社會就像一艘船，每個人都要準備掌舵”。

一再強調美國精神的《時代》認為，她們從舉發公共機構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個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國的勇氣——她們沒有私利，她們甘冒個人風險，只是基於專業理念，出於對職責的忠誠。比較之下，有著美國血統的桂希恩醫生真的和這三位女性異常地接近。將近4年前，我在採訪中國艾滋病村落——文樓村之後，電話聯絡了不求聞達但盡醫德的桂希恩。我們都不會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為感動中國的年度人物。變換之間，大抵要從2004年中國領導人對艾滋病的態度中，才能找尋到真正的緣由。

不以美國人為參照，僅僅對照桂希恩，我們發現，無論是熊德明還是高正，抑或舉報省委書記的郭光允，他們的行為與寶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劉亮一樣，都在於個人利益受損。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他們起初的著眼點，都不是為了公眾和國家的福利。當然我們不必也不該要求他們都是“大寫的人”，但我們一定要求我們的媒體能夠客觀地還原這一切，我們不能把一個大結局的出現，歸功於小人物的“覺醒”、“正氣”。我們對美德表示歡迎，可是美德不該是他們成為年度人物的關鍵理由。

話說到這裡，就牽涉到年度人物的評選標準。央視年度人物的評選標準最近兩年一直在變化，今年他們新增了“責任”一項。堅持什麼樣的標準，是各家媒體的自由，然而，評選絕非嘉獎，道德不應該成為籠統的標準，影響力才是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畢竟，年度人物的評選和“傑出青年”的評選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年度人物”也不應該只是道德楷模。

來年，或者來年的來年，我期待著看到道德並不高尚但影響力巨大的小人物當選年度人物，期待著媒體在報道當選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時，不再一個勁地從他或她的身上發現道德的力量，期待著某個媒體在申述一個小人物當選理由時說：選擇他，不代表我們讚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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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為什麼要扒糞

當“搞”這個字眼大行其道的時候，“扒糞運動”正在中國閃爍出點點滴滴的燎原星火。“陰謀”、“黑洞”——中國媒體對商業領域內有影響的公司和公眾人物的質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來得猛烈。

“扒糞運動”始於1902年前後的美國。憤怒於美國社會政治道德的墮落，一批由記者和作家組成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充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