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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繼續聯絡。至於盛宣懷，是李鴻章的得力部下。當李鴻章在天津時，盛宣懷幾乎就是北洋派支撐門戶的元老。電文是：“伊藤兩次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雲無可商改。現約明日會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爾，以後看各國辦法。朝鮮準自主，商令兩國勿干預內治，伊不允，非據而何？”
他似乎把憤怒都傾瀉在電報中了。
北京也無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記中，14日這天寫道：“不欲記，不忍記也。”當然是指下關來電的絕望情況。
4月15日的會談預定在下午四點開始，14日夜裡和15日午後，北京以皇帝名義先後兩次向下關發來准予簽約的電報，大概是怕誤事，發生不虞，所以才反覆發電報——
“李鴻章十九日三電均悉。十八日所諭各節，原冀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欽此。”
李鴻章於三月十九日（陽曆4月13日）發了三封電報。據說，中方代表團在下關期間花了一萬五千元的電報費。
“若不如此，北京恐將不保。”這句話把宮廷的強硬派也都嚇得不做聲了。究竟誰來保衛北京呢？只憑悲憤慷慨是不能阻止敵兵入侵的，強硬派的本質早已從吳大澂的敗戰中暴露無遺。
李鴻章在赴日和談之前，曾拜會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提出：“如談判破裂，請立刻將主上遷至西安，一定把主戰派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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