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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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他們善於擾亂後方和封鎖道路，使十九路軍在其後的作戰中吃盡了苦頭。此外，福建還有一類地方武裝叫“民團”，他們既不是老百姓的隊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當地富豪劣紳牽頭組織起來，保護當地安全的武裝團隊。戴笠到廈門後，看到這些“民團”數量眾多，分佈又很廣，覺得大可短期給予利用。於是，也給這些“民團”的頭子發了委任狀，讓他們對十九路軍進行側擊和偷襲等活動。

與此同時，戴笠還積極地對十九路軍內部的高階將領進行策反。當時駐守漳州、廈門的警備司令黃強，原來是蔡廷鍇的參謀長，但黃強的妻侄周昭瓊卻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帶著周昭瓊去了漳州，說服了黃強。此外，戴笠還透過黃埔同學關係，對十九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兼參謀處長範漢傑進行了策反。成功後，戴笠又透過範漢傑把十九路軍總部譯電科科長李道生拉攏了過來。結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軍內部的所有來往電報向戴笠密報，還把參謀處和譯電科掌握的所有密碼本偷出來交給了戴笠，弄得十九路軍在關鍵時候無法向所屬部隊下達作戰密令。此外，戴笠還充分利用國民黨上層的關係作十九路軍高階將領的工作。如，曾透過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用老鄉的關係，買通了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透過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利用朋友關係，買通了十九路軍四十九師師長張炎等……戴笠還用鄭介民暗插在十九路軍四十九師任副團長的歐劍城，直接與四十九師師長張炎通上了電話，轉達了蔣介石對張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後升官晉級的許諾。張炎是明白人，當即在電話裡表示願意立功贖罪。接著，戴笠透過張炎的關係，多次與十九路軍的各師師長聯絡，促其叛變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經過戴笠的努力十九路軍七十八師師長也被拉攏了過來。就這樣，在戴笠一番細緻而又大膽的活動後，十九路軍的主要將領均與戴笠建立了關係，並都表示歸順中央脫離蔡廷鍇的控制。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蔣介石的三路大軍緊逼圍剿和戴笠策反的雙重壓力下，十九路軍被逼到了絕境。被戴笠收買的黃強、毛維壽、張炎等十九路軍將領公開宣佈聽從蔣介石指揮，逼迫負責十九路軍指揮的蔡廷鍇出走香港。過後，十九路軍的各師師長在福州召開會議。戴笠派人參加此次會議，會上傳達了蔣介石的指示。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十九路軍的各師師長經過討論，一致決議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終於，“福建事變”經過五十天後被平息了。

“福建事變”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組織的策反工作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蔣介石的心裡是非常清楚的。但由於戴笠所做的事不便於公開，更不能公開嘉獎，蔣介石為了不虧待戴笠任命他為南昌行營調查科上校科長。這任命對外人來說並不起眼，但對專搞秘密工作的戴笠來說終於有了一個能公開的頭銜，而且手裡所擁有的許可權瞬間擴大了許多。

再說“兩廣事變”。

一九三四年十月，蔣介石在先後擊破紅軍在華南與長江的根據地之後，廣東和廣西兩省與中央政府分裂的事成了他首先要解決的政治問題。雖然，蔣介石在政治上對“兩廣”的政府採取以和為貴的姿態，希望能夠和平解決“兩廣”與中央政府的歧見，特別是在先後召開的國民黨四中和五中全會上，給足了“兩廣”代表的面子以其能達到目的。但是，由於“兩廣”的軍政領袖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對蔣介石仍然有著極深的戒備心理甚至是敵意。為此，“兩廣”政府照舊整軍經武，同時還派人與華北地區的軍政勢力進行聯絡，隨時準備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進行軍事對抗。此時，日本政府對介入“兩廣”與南京之間的分裂有著極大的興趣，企圖透過挑撥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再度引起中國內部的戰爭，以削弱南京國民政府的力量。於是，日本多次派出軍政界的要人，前往“兩廣”進行反對蔣介石的遊說。儘管“兩廣”反對蔣介石的情緒非常強烈，但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為反對蔣介石的理由的，所以日本要員並沒有達到收買“兩廣”政府的目的。

日本政府在“兩廣”的動作，蔣介石是早已心中有數，只是見“兩廣”政府還能守住民族節氣也就沒有多去顧問。到了一九三六年，胡漢民因腦溢血突然去世，蔣介石就此下決心要解決“兩廣”與中央分裂的現狀了。他在商討胡漢民治喪事宜時，當著許多人的面提出了要取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黨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是“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怕日後蔣介石對“兩廣”進行報復而提議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