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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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的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還要應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學生，懇求他們不要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遊鬥，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裡待了若干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檔案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蹟，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夥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有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絕不自殺。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儘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

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時治療含著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彷彿又給扔在油鍋裡用烈火煎熬。儘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並不糊塗。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的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透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透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佈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彷彿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

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在我們國家裡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