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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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說起。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時，總人數有五十萬，這是將男女老少一併計算，而真正能征戰者不過十多萬。北伐去了精兵二萬，保衛天京及附近地區用兵四萬，其餘大多用於西征。這種兵力分配，在當時是形勢使然，別無選擇。太平天國北伐軍威脅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軍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的威脅，咸豐帝頻頻給江南大營的統帥向榮下達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則汝功最大，前罪都無；若仍吃緊時巧為嘗試，則汝之罪難寬，朕必殺汝！

向榮受此嚴旨，不得不全力攻擊雨花臺、太平門、朝陽門、漢西門、神策門，雖未能奏效，卻是太平天國的腋肘之患。與天京的鞏固不同，作為北部屏障的揚州在江北大營的攻擊下，岌岌可危。咸豐帝同樣也給江北大營主帥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無志，如再不知愧奮，朕必用從前賜賽尚阿之遏必隆刀將汝正法！

到了1853年，揚州太平軍已陷於絕境，最後在援軍的救助下突圍而出。太平天國的江北據點僅剩下瓜洲。天京的東部屏障鎮江，雖未如揚州那般失守，但也長期處於敵強我弱的圍攻之中。除了天京、揚州、鎮江三地的戰守外，為了首都的供給，太平天國又開始了西征。這次戰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贛根據地，使得太平軍能堅持長期的戰爭，但要保住這片根據地，只能與湘軍為主的清朝各類武裝反覆廝殺。西戰場由此成了主戰場。此處的情節，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處不再詳言。由此可見，既然定都天京，保衛首都就成了太平軍軍事戰略的重中之重，太平軍的主力應堅守此地；為了保住首都，保證供給，西征成了太平軍軍事戰略的另一個重點，楊秀清對此極為重視，先後派出了石達開、賴漢英、羅大綱等重將，也多次抽調精兵增援。這樣一來，北伐處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儘管楊秀清後來在1854年2月派出援軍近萬人，也已進至山東臨清州，但因主將不力，部眾發展過濫，三個月後便敗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軍，只是一支孤軍。讓這麼一支孤軍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

太平天國派軍北伐，犯了孤軍深入的戰略錯誤。歷史不可能重演。但是，歷史學家為了研究的必要，也為太平天國設想了種種方案：或從武漢直接北伐，經河南直撲北京；或從天京全師北進，儘早與清朝進行戰略決戰；或定都後全力經營江南，先圖南中國，廓清後方再北上……每一種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歷史結局的“事後諸葛亮”們一致斷言，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案，都會比偏師北伐的結局要好許多。太平天國的戰略錯誤，白送給咸豐帝一個戰略勝利。

第七章　“造反”、“造反”（3）

尊貴的皇叔綿愉出為奉命大將軍，那只是借重聲望掛名而已，真正出徵的是參贊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這一條蒙古漢子做起事來卻粗中有細，率軍出京後，並不急於進攻，卻擇要防守。這種慎戰與欽差大臣勝保的浪戰形成對比。對於勝保的多次敗績和怠誤，咸豐帝的手法一如對待向榮和琦善：　若執意玩視，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靜海、獨流駐守待援的北伐軍，此時最大的對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氣候。習慣於在溫暖的山嶺中赤足行走的兩廣“老兄弟”，難抗北方冰天雪地的嚴冬。他們沒有保暖的衣被，也沒有禦寒的知識。刺骨的寒風成為他們難以克服的大敵。除此之外，與南方的稻米相比，他們的腸胃也不適應於北方的麥粟，至於玉米、高粱之類更使他們難以下嚥。如此的飢寒交迫，非戰鬥減員超過了戰場上的死傷。在困守三個多月後，1854年2月5日，北伐軍被迫從靜海、獨流南退，一路遺屍。2月7日退至河間束城鎮。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率馬隊當日趕到束城，北伐軍再度被圍。

一個月後，待援無望的北伐軍再次突圍南下，被僧格林沁、勝保兩部困於阜城。北伐軍在天津的停頓，使咸豐帝看到了轉機。原先的保守京師的戰略，轉變為消滅北伐軍的戰略。可是，天津近郊與河間束城的兩次突圍，雖減輕了京師的壓力，卻又不能不使咸豐帝生氣，諭旨中充滿著斥責。怎能讓這些“長毛”來去自由，如入無人之境。哪知痛罵的聲音尚未消失，僅剩下數千殘兵的北伐軍又從阜城突圍了，於5月5日佔領了東光縣的連鎮。不久，林鳳祥聽到北伐援軍的訊息，遣李開芳領兵一千人南下山東高唐。連鎮是一個運河邊不大的鎮子，卻在近代戰爭史上留下了美名。林鳳祥率兵數千，頑強抗拒僧格林沁的兩萬大軍。原本以為戰事會很快結束的咸豐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摺上毫不掩飾地寫下這樣的硃批：　朕數日未閱軍報，即覺煩悶難堪。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