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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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樣的”。我就溫和地批評他們，“為何在漢唐的時候，外國人一看就懂了，覺得威風凜凜？還不是我們不夠強大，我們落後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雜七雜八的東西，外國人該瞧不起你，還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時間討論這些，不如想辦法把中國建設的更好些兒。那時候，隨便用什麼圖案，別人都會覺得美了。”

這樣的話當然不會有說服力，不過，他們也不會和我爭執，聲望高的好處，還是很多的。還有人嘀嘀咕咕，說什麼像滿清的龍旗什麼的。然後，被我大批一頓，“數祖忘典，這是黃帝制定的，跟滿清什麼關係？不學無術！”

後來，我還設法推動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惡”作為基礎，來闡述現代西方的思想內涵，在嚴復、戴季陶、胡適、王國維等人的支援下，重新認識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稱之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認識了“中庸之道”和“仁義”。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錢有勢的人，雖然少，影響卻大；窮困的普通人，數量多影響卻小。故國家政策常傾向於富者，然長久如此，不滿者日眾，終不利於國，也就是說，不利於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時，應當保護弱者。並提出了發展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麼，執掌國政，變須以天下人，即國民利益為先。也就是說，“仁義”是對國民而言的。對外國講“仁義”，不能夠損害國家、國民之利益。否則，無異於以公共利益，博取個人名譽。所以，推崇“國與國之間唯有利益”。

……

這些言論一現世，就引起極大爭議。剛剛平息了“清史”之爭，人們的注意力又轉移到“新儒家”之爭。後者在當時的遠不如前者，引人矚目，然影響更為深遠。

批評者說，“這不過是把現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話，加以闡述”。還有守舊者指責“新儒家”，篡改歪曲聖人言論。我一概不加理會，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就如筆名為“類田雞”的後世學者王某某的評論——“‘新儒家’運動，是一場以‘復古’為名的思想解放運動。儒家學說，從中獲得了生命力和現實意義；而西方思想，卻獲得了傳統基礎。兩者的結合，使國學最大限度被繼承，也促進了西方思想的全面推廣和廣泛傳播。為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新儒家”運動，我的筆桿子們作了引言；“新文化”運動的帶頭人們，把其發揚光大；隨後，功底深厚的國學大師們，加入其中。胡適等人，是為了宣傳西方思想和文化，推進思想解放；而王國維等人則敏銳地發現了，該運動對儒家延續的重要意義。雙方，不對，是N方在報紙上，唇槍舌劍，火花四射，最後形成了上述主流理論。孟子取代孔子，成為新儒家的開山祖師。

當然，我在文化上的推動，基本就是如此了。白話文已經正式被列入課本，義務教育中古文部分再次減少，同時，改變學生的語文教育目標為：“能夠通暢的用白話文讀寫，並能順利地閱讀一些優美、經典、不是很難的古文文章和詩詞，並理解其中含義”。我對傳統文化的最後努力，就是在五年後，把新儒家的幾篇經典文摘，列入必須閱讀科目。

因為我對此類運動的支援，加之，我在重要場合，身穿漢服以為禮服。鼓勵支援人們在傳統節日和重要慶典中，穿漢服。與我對駐外使節的規定，截然相反——他們被要求，在公共場所，必須穿西服。

所以，時人遂評論說，“袁世凱看起來新式，本質卻是舊的；董正朝看起來舊，實質都是新的。”

這話聽起來，應該是在誇我。但我總覺得彆扭。似乎在形容“香蕉”一樣。

1919年11月7日，這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中國第二屆國會，歷經216天的緊張工作，終於制定透過了中國第一部正式《憲法》。

《憲法》規定：

“一，國會；

二，內閣；

三，司法；

……”

《憲法》制定透過後，組閣也就提到日程上來。

民主黨上次的理事會議，已經把事情定了下來，在國會很快透過了。由於張謇更中意農林總長，譚延輳П煌憑儷晌�芡常�溲卓黨晌�我樵閡槌ぃ�醪┪某晌�諞樵閡槌ぁＮ以蚓腿沃洩�詬籩頻牡諞蝗文詬笞芾懟�

1919年11月28日，我在在過會發表了就職演說，表示“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