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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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是一種祝福，而不是詛咒。我們一起呆在地球上，從太空遙望的時候，地球並沒有被零碎地分開，而是以一個驚人的整體存在。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幾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於區分彼此和為我們的一點差別鬥爭是十分可笑的。我們應該每天數數自己的財富，不要相互爭吵。

在“和平”號上，我變成了一個幾乎無所畏懼的人，我確信如果在某個環境下人類可能生存，那麼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會恐慌；我的心跳不會加速。相反地，我會平靜地估計形勢，像我受過的訓練一樣對緊急事件作出反應。那種自信至今存在。沒有什麼挑戰是特別巨大的。我已經學會人類可以度過任何障礙，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難，為其創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聽信那些說我們不能改變的人。每當我聽到一個生意人說，“我們總是那樣地做生意；現在要改變太難了，”或者另一個人開始說“我不能改變；我總是這樣，”我反對這種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從一個地球人變成了太空人。飛行對我似乎像走路一樣自然。人類的適應能力是無法限量的。我們能夠改變。

最後，我在一艘太空艙裡——五個月在最困難的生存條件下，不可逃避地在一定大小的太空艙裡，我和兩個以前冷戰時的敵人肩並肩地生活——而且我們和平相處。沒有鬥爭；沒有值得一提的爭吵。我們擁有共同的目標。困境教會我們只有共同的工作才能使我們活下去。人類可以相處。我們可以與自己有不同文化的人，與可能擁有不同觀點的人共同工作。我不再接受與此相反的觀點。

我更清楚地瞭解了自己和人類的本質。我們能夠遠遠地超出我們大部分人認為有實際意義甚至可能的程度。

在我從“和平”號返回地球之後，無數安全評論委員會的人問我，“送下一個美國宇航員去“和平”號安全嗎？”

我總是回答說我沒有足夠的資訊來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暗示說，我在美國宇航局中並不是一個級別足夠高的人，或者，我猜想，美國政府評估所有的效應，包括政治效應，都與這個問題的堅定回答相聯絡。

也許忽視美國太空專案贏得的重要科學與行動知識的程度，美國政府認為參與俄羅斯的合作性太空專案是堅守“和平”號的充分理由。或者，我們的政府想透過“借款”的幌子給予俄羅斯國際援助，而把宇航員送到“和平”號上就是一項有價值的政治策略。

我曾讀過報紙報導，送給俄羅斯太空計劃的美元是作為阻止俄羅斯政府向伊朗提供軍火，或者向印度提供導彈的手段。儘管我與這種交易沒有利益關係，這些報道與我在戰壕裡觀察到的也確實沒有什麼矛盾，當俄羅斯不守信用後來又運送武器，或背叛協議時，我們仍視而不見，繼續試圖包容俄羅斯。

儘管不能用簡單的是或者不是來回答是否要繼續讓美國人呆在“和平”號上，我能以一定的權威，評論在“和平”號上應負擔的風險。當我在空間站的時候，風險水平陡然攀升，真實存在。在我回到地球之後，我告訴無數美國宇航局的安全評判小組和獨立安全小組，我認為“和平”號上的風險程度實際上比俄羅斯太空署宣佈的要高得多，風險程度比已知的或者是美國宇航局官方知道的，也顯著地高。“和平”號原來被設計只維持5年。而在我逗留的時間內，它已經在太空中超過兩倍的時間了。

然而，高風險並不必然等同於“不去”或者“不安全”。登上月球是一次高風險的探險，但很值得。風險只是方程的一個因素。利益是另一半。

在利益的一方，我很清楚地知道，使用“和平”號的科學能力與提高我們在對接與長期太空飛行方面的操作技術的能力正在減小。在前進號飛船與“和平”號相撞之後，“和平”號超過一半的電力供給已不復存在。經過證實，失效的還有“和平”號上惟一兩個有科研能力的太空艙中的一個光譜艙。

這些損失在兩個方面會降低將來的科學產出率。第一，沒有足夠的可依靠的電力來發動殘留的太空艙上的科學裝置，許多有意義的實驗不能再進行。第二，沒有光譜艙，與一半以上的科學裝置相連已經不再可能。除此之外，因為單純地為保持空間站存在而要進行的修理就需要很多時間，宇航員進行實驗所剩的時間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