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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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除了學習安那波利斯規定的普通工程學課程外，又要學習醫學預科的課程。如果學習這一專業的學生能被醫學學校錄取，畢業後海軍總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該校就讀。

三年以後，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學生中脫穎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績畢業。我興奮地將帽子拋向天空中，然後佩上海軍少尉的肩章，昂首闊步前往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醫學分校。

現在，我的名字正常寫為：傑瑞·邁克·利寧傑，醫學博士，系統管理科學碩士，公共衛生碩士，哲學博士。修完醫學學位以後，我繼續攻讀兩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而自我的“和平”號飛行生涯開始以後，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學分別授予三個自然科學方面的榮譽博士學位。現在我總被稱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歡被稱作“傑瑞”。

每當有人拿我取得的學位數目開玩笑時，我就會這麼回答：我學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學，直到學會為止。隨後，他們的評論總是千篇一律：“你腦子裡的每個角落，每條縫隙都肯定已經被塞滿了。”我反駁道：“任何人都不應低估大腦的實力，退一步說，就算整個腦子都被佔滿了，人們總還可以採取‘覆蓋’的辦法。”

求知慾總是佔上風，我對此總是束手無策，這似乎是個難以駕馭的特性。我絕不是一個雜耍演員，我承認我總是拎著一個公文包，但我從不在皮帶上彆著一個計算尺或計算器，我實際上更像一名純真的少年。美國國家宇航局在我的檔案中這樣寫道：我喜歡參加馬拉松、

鐵人三項賽、海洋游泳賽、下坡滑雪和越野滑雪賽、潛水和徒步負重旅行。我和一位漂亮的女子結婚並養育了三個可愛的小男孩，我覺得自己生就這個怪癖：我更喜歡看科技雜誌，而討厭看電視和無所事事。我無法抗拒體會新事物的誘惑，並且由衷地希望生活變得豐富多彩。

儘管我在安那波利斯的第一年曾有挫折，但海軍生活確實挺適合我。我周遊世界，在各種領域從事各種工作。隨著地區與工種的更換，我的軍銜不斷提高。

我在聖地亞哥完成了外科實習，並在佛羅里達的彭薩科拉接受了空間醫學訓練。我在菲律賓共和國的庫維波因特當了兩年的飛行外科醫生。之後，我又成了聖地亞哥一位三星級海軍上將的醫學顧問。

上將吉姆·瑟維斯控制著美國海軍航空局一半的資產，他的許可權涉及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地區的海軍事務。他的職責是保證美國海軍的航空站和航空母艦處於良好的戰備狀態。作為他的醫學顧問，我對任何有可能影響軍隊戰備狀態的醫學事宜都提出了建議。另外，我還參與對上將的航空軍事行動醫療隊的直接援助。這支部隊彙集了航空母艦上的飛行外科醫生，管理減壓艙的生理學家以及駐紮在世界各地的海軍航空站基地的臨床醫生。

瑟維斯將軍是一位真正體恤下屬的領導。他深切關懷手下每位海軍成員的福利，包括他們的長遠健康。因此將軍命令我為其手下的所有艦隊與航空站設計並推行一個健康改良計劃。

最後，上將與我決定實施一個全方位的保健計劃，它大至針對東非軍港的愛滋病威脅所作的海軍教育，小到減少軍隊飲食中的脂肪含量。整個方案建立在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減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礙，那麼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個海員可能傾向於騎車去上班，但當他的車道幾乎全被一輛輛路過的汽車侵佔時，他就會選擇開車去上班。方案的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軍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腳踏車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動售賣機被從生活區挪了出去，在軍官休息室和食堂內新增設了色拉櫃檯。

實際上，我們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與中央增設了色拉櫃檯，我們還將冰淇淋與甜品供應點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這樣，就可以減少其吸引力。根據一名善於觀察的機靈的海員的建議，我們將原本賣冰淇淋的一名年輕婦女調到色拉櫃檯。這個海員告訴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其實與冰淇淋或什麼果仁、調味醬無關，海員們之所以頻頻光顧這家店，無非是為了有機會與這位極富魅力的女售貨員搭訕。在調整了色拉店與年輕女服務員的位置之後，冰淇淋的銷量大幅度下降，而生菜幾乎變得供不應求。

透過這個健康改良計劃，我認識到預防措施能對人們的健康狀況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我申請在教堂山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接受預防醫學方面的脫產訓練。

海軍總部讓我用兩年的時間取得預防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