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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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縣城裡，可能有城工部系統的活動，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統的活動，還可能有軍隊的情報部門的活動，十分混亂。有的“關係”，既為軍隊系統工作，又和別的什麼系統打進去的人拉上了線。如此一旦這個“關係”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壞我方几個系統的工作。當年在情報部門工作的老人們說，各自為戰還帶來這樣的弊病：一個重要的“關係”，好幾個部門、好幾個系統都去爭，結果我們自己人倒先爭起來了。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報工作，還比較簡單，未走上正軌。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還是針對附近的敵偽據點開展工作，透過敵人調動、屯糧等跡象來判斷敵人的行動。還少有針對敵人的戰略、戰役企圖而進行的工作。帥容在談到1941年春十分割槽遭受從遠處用大車拉來的日偽軍的突然“掃蕩”時，曾很有感觸地提到：“現在想來，我們當時的偵察工作有點近視，戰略偵察不夠，只知道周圍敵人的情況，不知道遠處敵人的動態。如果在地委統一領導下，設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總偵察機構，從戰略到戰術對敵實行偵察，時刻掌握敵軍動態，做到知己知彼，我們就更主動了。”

其實，帥容這個願望，在“五一”大“掃蕩”以前就已實現，只是因為十分割槽鬥爭殘酷，未能如願罷了。

原星說：“整個軍區的情報網，在‘五一’反‘掃蕩’前，除第十軍分割槽由於1941年區內敵我鬥爭形勢已發生了嚴重變化，僅建立了區域性情報站外，已經基本形成全區網路，就是說冀中全區城市、鄉鎮和大村落敵已設點者均建立了情報站，各個情報站都在隱蔽地積極地有效地工作著，有些情報站的工作相當出色。”從僅重視鄰近據點敵軍的動向，到注意交通線上及更遠處敵軍的動態，這是思想認識上的進步，也是客觀形勢的要求。有的地區，沒有冀中那麼多“掃蕩”，這一步走的就更遲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兩次大“掃蕩”後，才提出注重戰役情報。原星說，根據1941年晉察冀軍區偵察工作會議的要求，冀中軍區本應建立情報總站，底下各軍分割槽建立總分站，每個總分站下又有若干個情報站。形成情報總站——總分站——情報站三級情報組織。考慮到冀中地處平原，敵情變化快，部隊遊動性大，又被敵點線分割的實際情況，冀中軍區未建情報總站，只是成立了情報處，主管情報業務，底下各軍分割槽則都成立了情報分站（十分割槽除外），形成情報分站——情報站這樣的二級情報組織，與別的地區略有不同。當時，各部隊都指派專人每天去軍分割槽的情報分站去領取當日敵情動態情報。原星又說，根據1941年晉察冀軍區偵察工作會議的要求，軍區和各情報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軍的戰略、戰役情報。他說：“戰略戰役和重要戰術據點，如當時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門、德州、滄縣等是情報站的主突目標，但又容許兩個以上軍分割槽各自進行重複性的情報工作，如石家莊（當時叫石門）我之六、七軍分割槽和太行一軍分割槽、冀西三、四軍分割槽都有自己的內外線工作活動。”

像石門、保定這些城市，都是敵偽的統治中心，要想打進去並站住腳，是十分困難的。說到冀中的情報工作，不少人可能會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創作的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及據其改編的同名電影。這部小說，就是李英儒根據他在保定情報站工作的親身經歷寫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掃蕩”以後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區黨委敵偽軍工作部部長的史立德同志，回憶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況，說：英儒同志接受任務後，很快帶愛人張淑文同志進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戶，辦好一切居住證明後，即遷入極為隱蔽的民房。於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協助下開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條件極艱苦，在此期間他們生了第一個孩子，不敢請接生員和進醫院助產，不得已英儒把老母親從農村接來照顧他愛人，孩子出生後衣、被都是英儒從他家拿來的。在“五一”大“掃蕩”以後的1943年，到保定去從事情報工作，且如此艱難，“五一”大“掃蕩”以前，就更為困難了。因而原星說，在1941年以後，雖開始重視派遣、情報工作，但“冀中軍事諜報工作，建立時間較短，雖為當時對日鬥爭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是根底較淺，還未形成顯著力量。”

在抗戰期間，冀中諜報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績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獲取了日軍即將大規模“掃蕩”路西根據地的情報。

除了保定工作站獲取了日軍即將“掃蕩”路西根據地的情報外，據說石門情報站也獲取了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