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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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二千日元。”一些負責官員如是說，結果大藏省和軍方之間形成“極大的糾紛”，吵得不可開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對峙了一整夜”到“將近天亮時分”，才以大藏省增加兩億九千萬日元預算而勉強達成妥協。縮減人員的事也暫時作罷。

大藏省與軍方的矛盾剛告一段落，軍隊內部又爭吵起來。1940年5月，日陸軍省、參謀本部決定縮減在華駐軍，以省下錢來加強關東軍的軍備。訊息傳出，日中國派遣軍反應強烈，總司令官西尾說：“這樣一來不好辦了，”並決定讓總參謀長坂垣回國，當面力爭。5月19日，又專門開會研究這一問題。與會者情緒激動，“總的意見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減兵力的話，就請改變總司令部的陣容吧！”

也有人說最好還是避免“最後辭職”的態度，負責作戰的副參謀長本多聽了沒好氣地說：“削減十萬的話，說什麼也幹不了。

最好派一位新人來。”坂垣就這樣帶著大家的怨氣、不解，於會後回到東京，與陸軍部談得很不愉快。據當時任陸相的畑俊六的日記：“坂垣中將的態度比軍司令官更加固執，怎麼也不服從。”因為財政困難，儘管日中國派遣軍“自1月初（指1940年）以來拼命要求陸軍中央部派遣新的精銳兵力，但年度已過而未見答覆，極為苦惱。”在華日軍兵員短缺，顧此失彼。為掩飾這種捉襟見肘的窘態，當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補救的法子。1940年夏，當一二九師部隊偷襲山西長治、高平一帶的日軍警戒線時，竟發現有的地方的“哨兵”

是橡皮人或木頭人。橡皮人的肚子裡還藏著毒氣，幾個戰士用刺刀一戳，毒氣冒了出來，好幾個戰士還中了毒。

“百團大戰”時，也發現過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鄉們講“敵人的汽車每天四點鐘的時候從這兒過，……汽車裡並沒有許多人，兩旁站的都是假人，遠遠望去，這些假人與真人差不多。”劉伯承師長當年曾風趣地評論說：“看來，敵人的名堂還不少哩。這是由於他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無法兼顧，形成到處捱打的架勢，就好比一頭野牛在溝裡吃草，向左伸嘴左邊挨一棒，向右伸嘴右邊挨一棒。結果在左右受敵之下，只有吃虧。”

也因為財政困難。從1940年起，駐華日軍開始“就地籌措”經費，也就是日本國內不再撥與經費，讓他們“自力更生”，以戰養戰。日本兵哪會什麼自力更生，還不是掠奪中國的老百姓。

冀中區一位幹部，曾記述了1941年前後敵佔區百姓所要承受的苛捐雜稅，竟達40餘種，最主要的有：“（1）地畝錢糧和門牌捐。每畝每月花費七角至二元左右。

（2）戶口冊費。敵人為了‘治安強化運動’，清查戶口，全家人口登記。每月每戶交納戶口冊費二角。

（3）照相費。敵人強迫各家照相，說是什麼‘良民像’，無非是想法子向群眾榨取錢。照相費每片四角，印戳登記二角，裝夾三角，鐵索二角，縣署印戳登記二角，共合洋一元三角。

從冀中開刀（6）

（4）地畝捐，商戶捐，保險費，學堂捐，警備費，報紙費等，每月各五元。

（5）壯丁袖章費二角，保、甲旗費各五角，穿旗棍八角，新民棒二元（敵人欺騙說，有新民棒，便能打犯錯誤的日本兵和偽軍，想用這方法來迷惑群眾。唱戲費，每家先拿錢買若干戲票，每張三角，其實唱時還需要再買）。

（6）月份牌費，腳踏車捐，大車捐，牲畜稅，食糧捐，木貨費，慶賀費（節禮、敵人人員升官送行、歡迎及嫁娶等），慰勞費（敵偽打了仗強迫群眾出錢‘慰勞’），作戰費，賠償費（敵人被我軍打了，受了損失，讓附近村莊負擔），修工費等等……”

最後的結論是，一個村莊半年的開支“現款達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畝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負擔7元）。”當時有人說：“凡是在敵寇統治下的人民，從頭髮到腳趾，從屋裡到屋外，從人體到牲畜，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要付捐稅的。”苛捐雜稅再多，（據稱路西有的地區多達120種）在日本人看來還是“合理負擔”，再有的，乾脆等於搶了：發票子。敵偽發行的票子，“它沒有一點準備金，更沒有一點信用擔保，它只是一張彩印的廢幣，和陰曹地府的冥鈔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發行的票子叫“鬼票”。因為敵偽濫發鈔票，強行流通，這種鈔票自然不值錢，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冀中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小米大體穩定在每鬥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