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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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15人，請他們考慮信及大字報“是否正確”。

在批示中，毛澤東還說：“有錯誤，請指正。”

這些“各同志”中，顯然有不同意見者。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毛澤東的信沒有發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紅衛兵們知道。不久《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以《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為題，發表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

就在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的這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式。全會期間，毛澤東又生一念。8月5日，他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親自使用“大字報”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稱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聯絡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在大字報中的批評和質問，有一些顯然是有針對性的，涉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大字報》。

全會透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以尖銳的語言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決定》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改組後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由原來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會議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會以後，卻以極不正常的方式公佈林彪為副主席。原來的幾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所謂“革命”（5）

所幸的是，在討論《十六條》的過程中，經周恩來和陶鑄等人努力，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要文鬥，不要武鬥；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為了表示對紅衛兵運動的更大支援，於8月18日親自在天安門廣場出席了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並首次接見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

就在8月18日這天的大會上，林彪發表了一番煽風點火的講話：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雖然林彪煽的是陰風，點的是鬼火，但這些話卻迎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援，紅衛兵組織很快便如雨後春筍般衍生開來。

也是在8月18日這天，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衝入聞名世界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宮。當晚周恩來得到訊息後，立即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有別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來只好隨時準備救“火”。

到了8月下旬，紅衛兵運動開始進一步衝擊社會。這對政府總理而言，是萬分焦慮的事。社會不能亂，這是常識。要想透過所謂的“天下大亂”來達到“天下大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的心態，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萬人大會時所說的：“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