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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說,宋璟這樣幹是嚴重違反司法程序正義的)
他們不滿,但是在正常管道下無法表達。碰巧這時候發生旱災,而民間傳說是因為旱魃的出現,而旱魃出現又常常代表有冤獄,所以就有人想出這麼個點子來讓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戲時,戲上的演員突然扮成旱魃的樣子出來,這時只見戲中的丑角問他:
“你怎麼出來了?”
“是因為相公(唐稱宰相為相公)的緣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員這樣回答。
“怎麼回事啊?你給我講清楚!”丑角又問道。
“現在有三百多人被羈押在獄中,有冤難伸,我這個旱魃也就不得不出來了!”
李隆基聽到,心念一動,叫人去調查了一下,確實有這麼一件事,於是對宋璟開始不太滿意。
而不久後,宋璟跟蘇頲兩人又上疏請求嚴格禁止惡錢流通。因江淮一帶惡錢最為氾濫,所以宋璟派監察御史蕭隱之前往,嚴格取締惡錢,要求不準使用。蕭隱之前往後,雷厲風行,激烈打擊惡錢的使用,結果讓當地市場的商業幾乎停止運作,不但打擊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軒然大波,反對的聲浪不絕於耳。李隆基於是貶謫蕭望之,並讓宋璟跟蘇頲下臺,宋璟轉任開府儀同三司,蘇頲轉禮部尚書。
事實上惡錢在歷朝歷代凡是有鑄幣的都會發生,西漢的五銖錢的惡錢據說輕薄如紙,被戲稱為“莢子錢”(意思是指跟豆殼一樣輕),但是唐代確實特別嚴重。那惡錢是怎麼產生的?
(連載更新)
司馬遷貨殖列傳有一段話,可以說明商業市場的本質: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段話其實很像亞當斯密斯(adamsmith)在國富論提出的,市場是一支看不見的手,透過“它“自然的運作可以讓經濟最有效率;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時,社會也達到利益的最大化。
惡錢為什麼會產生,是因為貨幣鑄造的權利被收歸國有。民間不得自行鑄造,盜鑄貨幣既然是違法的,那索性偷工減料盜鑄成分不足(銅含量不足)的錢幣,利潤更大。
其次,唐朝在開國近百年後,長期的和平使得經濟發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長江以南的大幅開發,讓商品經濟大為發達,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據貨幣理論,在流速不變的情況下。貨幣發行量跟交易的總數量呈正比,當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時,貨幣就會不足。貨幣不足,惡錢就會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貨幣一起被使用。
根據“劣幣驅逐良幣“的理論,拿到好錢的人會把好錢收藏起來,而只把壞錢拿出來使用,所以一段時間後市面上會都是壞錢在流通,那怎麼辦?沒關係,一段時間後,百姓都知道惡錢是比較沒價值的。好錢是比較有價值的,好錢惡錢就會產生一定的交換。所以惡錢其實對民間影響不是那麼大,時間久了。盜鑄惡錢的效益就會下降,最後就會趨同於材料+鑄造費用,沒有太大的利潤可圖。
從國家的角度而言,處理惡錢應該雙管齊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錢幣的供應量,一方面由國家出面管理銅礦,提高銅的市價,降低私鑄銅錢的獲利空間;以上兩點如果能做到,再來加強重罰私鑄銅錢的行為,而對於已經流通的惡錢,應該採取公私分離的態度,即在公場合(政府部門收稅及支出時)一定使用正錢(開元通寶),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時如果採用惡錢,就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這樣一來,惡錢就算不會大幅減少,其價值也會逐步降低,大家就會排斥收取惡錢,而政府在適當的時候,採用一定比例將惡錢回收重新鑄錢,惡錢就會減少。
事實上在開元六年的時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惡錢,同時收集民間的惡錢熔化。那一次的禁錢令主要執行地點是長安/洛陽兩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動盪。市場大亂,生意幾乎完全停擺。當時是宋璟跟蘇頲兩人建議動用太府寺存款兩萬串,來購買人民賣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時也讓兩京的文武官員預借薪俸(可見長安洛陽是靠政府消費為主的都市,跟現在的北京一模一樣),錢提早流入市場,危機才解除。
但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點是江淮一帶,惡錢不準流動後,新錢無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錢荒,貨物無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損失(錢收不回來,貨賣不掉,資金無法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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