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李克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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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壞處想、就算不會受到“卸磨殺驢”“兔死狗烹”的待遇，不定哪一天惹天子不高興，被髮往漠北的苦寒之地去任職……想到這裡、僕固懷恩的心在不停地顫慄。“不行”！他不由自主地叫出聲來，這聲音在萬籟俱寂的深夜顯得格外的沉悶，把帳外的衛兵也給驚呆了。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了“養寇自重”的真諦。

第二天、正準備入城去改編叛軍的政府軍諸將李光弼、李抱玉、辛雲京等分別接到僕固懷恩的命令：“各地已投降的叛軍將領各保留原職，政府軍各將領停止接收降兵，維持現狀，等候中央的指示。”

李抱玉等將領不服，把他告上了中央，僕固懷恩也緊跟著上訴。不久、朝廷的詔書貼在了各地城門樓的牆上，上面寫著：“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妖舞揚威。”不用問、僕固懷恩贏得了這場官司。

這樣、所有叛軍的節度使又都堂而皇之的當上了大唐政府的節度使。代宗天子李豫絕對想不到、正是他這個草率的決定，使河北的成德、魏博、幽州三鎮不久便成為藩鎮割據的禍亂之源，貽害大唐達一百四十年之久。

長期以來、人們對藩鎮割據都深惡痛絕，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在搞割據，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說所有的藩鎮都不是好東西。

著名學者張國光先生在他的名作《唐代藩鎮研究》中，將藩鎮分成四大類：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我覺得這樣的分類是十分中肯到位的，下面我試著對專家提出的這四種型別，分別作出我自己的解讀——

一、河朔割據型：從公元763年平定安史之亂後，藩鎮的數目急劇增多，究其原因我以為主要是大唐的皇帝們太過於厚道了。太不為自己的千秋大業著想了。委任了這麼多的節度使，其中竟沒有一個是宗室子弟，以至於在朱溫大逞淫威之時。沒有一支宗室武裝以赴國難。

藩鎮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任用叛將為河北地區的節度使。

2、預設朱滔、李希烈部下的降將自立為留後（即預備節度使）。

3、在剿滅黃巢的過程中，任用其部下的降將為節度使。最糟糕的是把地處中原的宣武鎮給了朱溫。

4、但凡在平叛或其它領域成績突出者。朝廷都給他個節度使噹噹。

從公元763年至884年剿滅黃巢時止，在這一百二十餘年裡，搞割據的藩鎮基本只侷限於河北地區，全國其它地區並無割據現象。當然中原地區也發生過朱泚、李希烈、吳元濟等反叛事件，但那就像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說的“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不計。

在剿滅黃巢之後，由於朝廷錯誤地遏制了李克用的勢力，使朱溫的勢力一家獨大，天下藩鎮無一能與之匹敵。這才加速了唐朝的滅亡。

有人指責皇帝不應該重用叛將，也有人指責說不應該猜忌功臣。在那個時代、該相信誰、不該相信誰，只有天知地知、和那個誰本人知。事實上叛將裡面不也有好人嗎？如：薛嵩、田弘正、劉總、李佑等。功臣裡面不也有逆賊嗎？如：僕固懷恩、李懷光等。這事找誰說理去？

把藩鎮之亂的根源統統歸於皇帝，是不公平的。唐德宗曾下過《罪己詔》這只不過是一種擔當、一種姿態，確切的說更是一種政治上的謀略。

藩鎮割據具有以下七個方面的特徵：

1、節度使職位自主承襲，或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

2、內部劫奪、以下克上，有部將殺、逐節度使自立的，也有牙兵（親兵）殺、逐節度使擁立部將的。

3、拒絕朝廷委派的節度使（但能接受由宦官擔任的監軍）到任。

4、自徵兵員、自收租稅、自定法令、自任本轄區內（州縣）的官吏。

5、不願意履行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如：不積極主動地上繳利潤、率兵勤王等。

6、當中央的指示精神與其地方利益有衝突時，他們往往以武力相要挾。

7、既當綠茶婊、又要立牌坊。既割據一方土地、又想要皇帝頒發委任狀和象徵權力的節度使旌節。

以上第3和第7條足以證明、他們都毫不猶豫的認定自己是中央領導下的地方政府，不論他們怎麼跋扈也不敢立國稱王，至少還得使用唐朝的年號貴女謀。這是中央的底線。踩到底線就意味著戰爭！

這也是晚唐與五代十國最根本的區別，把中央失去控制的藩鎮列入五代十國的論點是沒有說服力的。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