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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把重點放在使用過程之中,而不在乎選人過濫,對於那些沒有能力者,她會將他們淘汰、罷黜,

有時甚至會毫不留情地殺掉那些敗事有餘的投機者。由於使用得當,獎懲分明,因此,在武皇身邊,總會有大批賢能有識之士爭相為其服務。秉承隋唐以來尚武之風,

滿足天下豪傑的英雄情結,她又開創武舉,以文韜武略示天下,策動天下尚功習武,鼓勵士子投身邊塞盡忠報國。武舉之制始於長安二年。

州縣以下習藝者每歲如進士之法選送於兵部,進行課試。各科考試透過,兵部即可授官給祿,不必如文官須再經過吏部試才能釋褐任職。總之,只要有利於皇權永固,

江山社稷長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無限,也不吝嗇為人擇官。大批國之棟樑在優勝劣汰的競流中脫穎而出。

萬歲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雖然,天災乃世之常態,並非人之過失,然以此為契機檢討時政,又不失為利國利民之良舉。因此,歷朝歷代的君主,

年復一年都在做著這樣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於感動蒼天,而在於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態安撫民眾,達到用善政取勝於民。

武皇重視農業生產,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從廢唐立周革命一開始,朝廷內部就處於動盪不安的局面,武皇自信能夠駕馭這種局面,但前提必須是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即朝廷可以亂而天下不能亂。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並保持不敗之地。

即在與反抗勢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對者授之以口舌或藉機煽動民眾,那就是天下的穩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農為百業之首,農興則國旺。農衰則國弱,穩定農業就能穩定天下。

還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書建言十二事,開宗明義就是“勸農桑,薄賦遙。”

又組織北門學士以她的名義撰寫《兆人本業》五卷,教育齊民知農務農,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見。就當時而言,武后已經敏銳地認識到農桑為國事之首。親理朝政後。

她明確規定,凡州縣“田疇墾闢,家有餘糧”,則地方官吏可得升獎,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則要受到懲罰。對朝廷多年來推行的租庸調製,武皇觀其功效,察其演變。

按照“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之統計。武皇從有司得知,田移豪戶、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的問題已經顯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為此,她及時修正方略,積極應對。

租庸調製建立於高祖武德七年。這是唐高祖在建國之初以農事為建國之本而創立的一項重要制度。

該制確定,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內八十畝為口份。二十畝為永業。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名曰租;

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輸庸代役”。該制以“輕遙薄賦,為民制產”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實為富國強民之良策,故長久實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該制,尤為欣賞“凡授田,先課後不課,先貧後富,先無後少”的均田濟世原則。

然時過境遷,其中的弊端也擺在武皇面前。最為突出的是,“租庸調”制所實行的“按丁制產”,其所授田畝作為一種最高限額,從一開始就沒有完全兌現,絕大多數農戶分得的口份田或永業田與規定所得相去甚遠。

那均田之舉,也只是讓一般農戶有其田,並沒有打破等級制度,官宦之家按級別爵位分別享有多少不等的職份田,在寬鄉,五品以上的官員還可以享受永業田和勳田,所以,他們的田產遠遠超過一般農戶。

由於田畝相差過於懸殊,加上有司對農民耕種什麼,不能耕種什麼都做具體規定,農戶無所適從,因而出現了大戶擴張土地的“兼併”和農戶逃往外地的“逃戶”,嚴重影響了租庸調製的全面實施。

武皇不想打破這種社會秩序,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狀況,只能針對時弊,做出務實的選擇。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則民亂之理,懂得上多事則下多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

因此,對農戶種什麼不種什麼一概由農戶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統一規定。

最簡單的道理是,耕種非農戶莫屬,非農戶莫能,官府幹涉農戶無疑於班門弄斧,視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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