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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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很快就燒塌了木柴，屍體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屍體突然坐了起來，嚇了我們一跳。後來木柴燒光了，就往火裡潑煤油。終於煤油也燒光了，灰燼中剩下了一堆骨頭。腿骨很長，像燒黑了的木頭棍子。我對她說，再也沒辦法了，你就撿點碎骨頭帶回去吧。但她說，不，我要全部帶回去。

她抹下綠色的緞子頭巾，想把骨頭全包起來，但是頭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見裡邊的骨頭。我說她，你就撿點小骨頭拿回去吧，大骨頭不好拿，也的確沒有那個必要。就是在火化場，也只是給你一部分骨灰裝骨灰盒，你何必大老遠全部揹回去？再說，你這樣上火車，列車員會看出來的。她不聽，說，我用那件毛衣裹起來。

於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窯洞，拿出花格子書包裡的毛衣來包裹它。但是那僅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無論如何排程，骨頭還是露在外邊。後來我從皮箱裡拿出一條軍毯給她。我告訴她，這是我入朝作戰帶回來的戰利品，美國士兵的軍毯。我抖開毯子叫她看，商標上還有USA字樣。我說，這條毛毯我已經儲存*年了，捨不得用它。來農場勞教，許多衣物都拿去換了糧食，軍毯卻保留至今，捨不得換吃的，因為它是我的一段光榮歷史的標誌。

她接過毯子去了，她說，毯子用過之後，她要洗乾淨寄還給我的，因為它對我很重要。我說，你不要寄了吧，你寄來的時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麼久嗎？我笑著說，你就放在你家裡吧，如果我能活著離開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說，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訴你。在大家苦澀的笑聲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冊筆記本寫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為時間已是黃昏，這天夜裡她又在我們組的窯洞裡過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溝，指著南戈壁上的一個叫明水河的小火車站說，你到那裡去乘火車吧，比去高臺火車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灘站了許久，看著她揹著揹包往前走去。那個揹包是我幫她打的，因為骨頭多，揹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軍人的揹包形狀，好背。她的身體是瘦小的，而揹包又大，揹包把她的肩膀都擋住了。那塊綠色的頭巾，她又裹在頭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灘上颳著凜冽的寒風。頭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個小尾巴一樣突突地跳著。

那個女人說要把軍毯寄給我的時候，我不是跟她說了嗎，不要寄，如果我能活著離開明水鄉，有機會去上海的話，就去她家取毛毯。她當時還真寫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機會呀！你看我現在的樣子：羊倌。再說，如果有一天老天睜眼，可憐我，把我頭頂的山揭掉，我也變成像你們一樣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說要去拿那塊毛毯，那才值幾個錢？主要是那個女人在我的心裡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見到她——我也是沒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夾邊溝的右派們在生死存亡的要緊關頭，為了取暖，都把書和筆記本當柴燒，我的那冊筆記本也被人扔進火堆轉化為卡路里了。

和李文漢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後來我就作為工農兵學員去西北師院讀書，畢業後留在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就再也沒見過他。再後來，聽回城的知青們講，他已經*了，回了省勞改局，具體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工作，誰也說不清楚。

但是，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剛剛走到蘭州二中門口，就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臉一看就驚呆了：這不是那個腦門有點禿頂的李文漢嗎！和從前不一樣的是他的頭頂全禿了，後腦上的頭髮全白了。其他都沒變，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熱烈地握手，問他怎麼在這裡站著？他說，我就在這裡住呀。她指了一下二中旁邊省勞改局的家屬院。他立即就拉著我進了家。在他家裡我們整整聊了一天，還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訴我，*以後，他在五大坪農場當了十多年生產科長，然後離休，全家都搬到蘭州來了。談話中她突然說起一件事來：喂，你還記得我給你說過的那個上海女人嗎？我說記得。他說，我還真有機會去了一次上海，找過她。我說是嗎？他說，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話嗎？1957年，我就是因為寫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以後的幾年裡，我的手癢癢，又寫了幾片論述勞改工作的文章發表。這一次沒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評為優秀論文，頒獎會在上海舉行。

……

那是在上海的最後一天，大家自由活動，我去淮海路購物。淮海路的繁華，在我的眼裡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鱗次櫛比，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