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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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發現趙秀。隨後，保安處在延安、綏德、關中逮捕成批特務。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發出《關於處理邊區內部反共特務內線的決定》。

8月3日，中央書記處召集高階幹部編組學習。

隨後，三八五旅鋤奸科逮捕潛伏特務趙秉廉、馬鳴（馬汝英）。中社部逮捕潛伏在軍委二局電臺的特務胡士淵、楊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發出《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這標誌審幹運動由準備階段轉入少數單位內部審幹階段。

年底，漢訓班在邊區的特務大多被捕，案件進行初步總結。

這種時間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偵破與延安整風審幹有著一定的關係？

如果認為“戴案”的偵破決定了整風審幹的發起，那肯定是誇大了這個案件的影響，但是，這個案件的發現，使得中共中央更為重視在整風之中進行審幹，卻是合乎邏輯的。②

延安整風運動之中，審查干部是個重要內容，一度出現過火的搶救運動。在此期間，漢訓班案件的偵破始終在繼續發展。一網打盡，常常只是一個比喻用詞。實際生活往往是一網打不盡，還要繼續撒網捕魚。偵破漢訓班案件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1942年大批捕獲特務，只是破案的一個主要標誌；此後，各地在整風審幹之中，還陸續發現新的特務，有的延伸到解放戰爭，有的甚至潛藏到建國以後。

隴東始終是鬥爭的焦點地區。

安塞兵工廠逮捕苟振生時，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隴東的馬嶺活動，1942年4月被曲子縣保安科逮捕。薛守業從漢訓班畢業後，回老家合水縣潛伏，先後密報情報8次，1943年整風中被隴東保安分處查獲。河南人張益昌於1943年潛入慶陽，與吳南山聯絡後被捕。

中共情報、保衛機關查獲的軍統西北特偵站特務的數字，多年來未能完全查準。開始是32名；後來又抓了不少，一說47名，一說55名。這是因為，此案之中，曾受漢中特訓班訓練的有47名，另外還有浙江特訓班5名，未受訓練2名，訓練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則共有55名之多。漢訓班特務不止打入陝甘寧邊區，還滲入其他根據地，延安結案後曾由王列表將此案通報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統計完全。

由於此案的偵破，國民黨軍統的秘密特務訓練顯露真相。設在四川重慶的“渝訓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營，著重訓練校級以上的高階特務，畢業生一般擔任各地的站長、副站長、組長、副組長。設在甘肅蘭州的“蘭訓班”著重訓練尉級軍官，畢業生充實各特務組織的骨幹隊伍。設在貴州息烽的“息訓班”著重訓練軍統內部的警衛人員。最為特殊的就是“漢訓班”，著重訓練打入共產黨根據地的間諜，圈內人稱“死間訓練班”！

國民黨軍統的“死間”大量打入邊區，不能不引起保衛系統的高度警惕。延安審幹中，越來越強調反特鋤奸任務。而一些軍統特務主動被動的投誠，又使得中共更加強調運用坦白政策。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大膽“反用”

此案偵破工作的特點在於“反用”。

“反用”，又稱“逆用”，其意義近似孫子的“反間”，就是利用敵方派來的間諜，反過來為我偵察敵方的情報。延安時候的說法是“化敵為我服務”。

此案的發現，源於國民黨軍統間諜吳南山的主動交待；此案的發展，主要依靠捕獲後爭

取過來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結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員轉化為中共的情報力量。由此可以說，中共情報、保衛機關偵破此案的高明之處，正是在於這個“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還是“反間”，反正這個“化敵為我服務”是個非常非常之危險、非常非常之艱難的事情。

五大難題橫亙面前：

如何做到敢於承擔政治風險並大膽放手？回想以前的蘇區肅反，國民黨派遣兩人冒充改組派，到鄂豫皖根據地策反許繼慎，許繼慎將其交給保衛部門處理，本人卻仍然受到懷疑，甚至因此被處死。現在反用更加危險的軍統特務，保衛幹部能不擔憂這導致給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爭取訓練有素的間諜投誠並檢驗其忠誠？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務，漢訓班教師沈之嶽、朱國才等人都是堅定的反共分子，他們訓練出來的學生現在投誠，會不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