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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共卻逆用李茂堂,反過來偵察中統。從專業角度說,這是一個“反偵察”的成功案例。
向敵方派遣間諜,同時反對敵方派來的間諜;又要針對敵方的反間諜措施而採取新的間諜行動,同時繼續反對敵方間諜的新行動……間諜戰爭的複雜程度,一般人難以理解。
延安的保衛圈頗有一些間諜戰的愛好者,布魯就時常探討:偵察、反偵察、反反偵察……間諜、反間諜、反反間諜……
這“偵察”,就是我方偵察敵方的行動;這“反偵察”,就是敵方防範我偵察的行動;這“反反偵察”,就是我方針對敵方防範行動而採取的進一步偵察行動……
當然,也可從另一視角說,敵方派來間諜,我方反間諜,敵方又反反間諜……
說來說去,往往把人繞住了。都說布魯摳名詞,布魯卻樂此不疲。諜報戰爭越來越複雜,方法論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個複雜的間諜案件出現了。
1941年冬天,一對夫妻從敵佔區來到延安市郊的棗園,被安排住在一排窯洞的尾巴上。
這對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張某是個知識分子,女子田某是個工人,原本是蘇軍情報組的間諜。蘇軍試圖在日軍後方建立情報網,要求中共提供人選,協助培訓外派。這對夫妻經過蘇方培訓後,派到敵佔區瀋陽工作,現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書王初接到《解放日報》寄給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們那裡有個張帆寄來的詩稿,我們看沒有什麼意思,做退稿處理。王初細讀,這首短詩也就是什麼“我已經到了西北高原,遙望大興安嶺……”沒有什麼詩味,卻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從時間與內容判斷,大概是這對剛剛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壓下來研究。
沒幾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報》退稿,全是類似內容,一連三次。什麼重要稿件非要接二連三地投寄?這引起汪金祥重視,中社部開始調查。從延安到國統區到淪陷區,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線。沿著這對夫妻的路線查問各個交通站,回電都說,這對夫妻抵達後,就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詩。發表文章並不奇怪,但是每到一處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報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詢問瀋陽,得知這二人返回延安並未經過領導同意,實屬擅自行動。
汪金祥和陳龍找張某談話,王初記錄。陳龍特別善於從審訊之中,甚至是交談之中發現矛盾。陳龍問張某到瀋陽如何開展工作,張某說開個小雜貨店作為掩護。陳龍又問什麼人買,張某說開始沒人,後來慢慢來人。陳龍又問什麼人來,張某說是白俄。陳龍又問白俄怎麼說話,這下張某卡殼了。陳龍是東北人,懂得一些俄語,張某不敢再往下說,頂住不講。
於是將夫妻兩人隔離,單獨與田某談話。這女人是個淳樸的工人,組織上問什麼都照實回答。
原來,這二人奉蘇軍情報組之命到瀋陽做情報工作,在雜貨店裡隱藏無線電臺。白俄買水果的時候使用俄語,張某就用俄語答話,這就使得白俄驚疑。以後,又有中國人來買東西,還偷看田某記賬,見賬目寫得相當清楚,不像家庭婦女,又增加懷疑。一天晚上,張某正在發報,日軍的監聽車突然駛來,將兩人逮捕。日軍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於沿途根據地群眾鋤奸組織嚴密,難以實現。現在捉到兩個延安來的間諜,就決心逆用。日本人佈置這二人到延安後長期潛伏,一般不搞組織聯絡。為了通報情況,只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顯然,蘇軍情報組的這對間諜夫妻已經被反用,成為日軍間諜。中社部立即將男子張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則被送到西北公學的情報訓練班學習,後來還入了黨。①
按照布魯的說法,這個案例就是“反反偵察”。我方派出偵察的間諜,被敵方採取反偵察措施逆用,而後,我方再採取反反偵察措施……
第六章 反間諜與反間計
“雙重間諜?”(1)
陝甘寧邊區的保衛幹部大多是工農出身,生活經歷比較簡單,抗日戰爭的來臨,一下把空前複雜的諜報鬥爭擺在大家面前。
各根據地送來一些奇特人物。
四個白俄,從東北淪陷區輾轉而來,莫名其妙地路過邊區,被送到延安收審。
一個日本女人,漢話不懂幾句,見人就鞠躬。不宜關押,留在保安處幫幹部帶孩子。
兩個自稱滿清皇族後裔的人找到延安聯絡,這個“愛新覺羅博德”從藏氏帽子的縫口中撕出一封寫在綢子上的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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