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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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押懲辦。更為殘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別送往西安戰幹團和蘭州西北幹訓團強迫訓練。

胡宗南深知爭奪青年的重要，邀請復興社河南分社書記肖作霖在西安組建戰時幹部訓練團第四團，聲稱培訓高中畢業學生，實際截留去延安的青年。這個戰幹團的特訓隊後來又擴充為天水行營西北青年勞動營，在咸陽、洛陽、蘭州分設營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軍事系統之外，國民黨中統特務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間，統計上報的扣留人數有2100多人。考慮到尚未列入統計的情況，國民黨各系統實際扣留的人數還要多。國民黨特務機關還在公開檢查的名義之下，掩藏非法特務活動。交口盤查站扣留了一個延安來人，懷疑是中共洛川縣委書記，嚴刑逼供，來人堅不吐實，中統就將其秘密活埋！

共產黨方面，則打出合法旗號，堅持往延安輸送人員和物資。

商業活動也有魅力。國民黨封鎖越嚴，商業投機的利潤越大，就連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販賣物資，只要能賺錢，軍火也肯賣。

這是一個特殊時期，國共之間既合作又鬥爭，國民黨既要封鎖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於是，官員變土匪，公然劫道；共匪變八路，公然闖關；延安通道上演著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戲劇。

第二章　從明爭到暗鬥

叛徒、特務最吃香

政權在握，國民黨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行動可以藉助合法手段公開進行。天水行營的“黨政軍特聯會報”，又在延安東北的榆綏、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縣，分別設立分割槽辦事處，指導本區各縣聯合封鎖。榆林專員傅雲、綏德專員何紹南、耀縣專員梁乾喬、大荔專員蔣堅忍、彬州專員趙寓心、隴東專員鍾竟成、平涼專員馬繼周，都是反共專家。

軍事上一時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認邊區合法，新形勢下如何對付共產黨，國民黨也

要調整工作形式。於是，隱蔽鬥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統，出馬爭奪封鎖延安的主導權。作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局，中統透過陝西省黨部秘書長郭紫峻和陝西省民政廳長彭昭賢，將陝北各縣的國民黨黨部書記長、政府縣長統統換成中統要員！中統的特工訓練班，特別注重講授中共課程。中共叛徒顧順章撰寫的《特工理論和技術》，王新衡編譯的《格伯烏》、《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國民黨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時候是“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到了1929年底，公佈一個《共產黨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專門軟化被捕的共產黨員。這項政策頗有成效，先後爭取不少共產黨的叛徒。1931年，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更幫助國民黨連續破獲共產黨的秘密組織。雖然嚐到使用共產黨叛徒的甜頭，但是，徐恩曾的態度還是“用其才，不信其聽”。這些叛徒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戰爆發，出於新形勢下反共的特殊需要，這些叛徒加特務突然吃香起來。陳慶齋（胡大海）、杜衡、陳建中、胡洪濤、陳文昭、卜道明、周光亞等人擔任中統局本部科長、處長以上職務。特殊的經歷，使得這些人反起共來既堅決又有辦法。國民黨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迫切需要，更給叛徒們提供了風雲際會的機遇。中統將一批叛徒加特務派到與邊區接壤的各縣，當面與共產黨鬥爭。中統陝西省調查統計室的歷任主任，除了個別中共特別黨員之外都是叛徒，邊區一帶的叛徒還有耀縣專員梁乾喬、綏德景紹山、楊波、佳縣楊玉峰、米脂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撈到當官的機會，這些叛徒加特務搞反共特別興奮，而且，特別擅長搞秘密情報。

合作抗日的新形勢，使得國共關係由明爭轉為暗鬥，情報保衛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級。

第二章　從明爭到暗鬥

邊區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軍少將失蹤（1）

延安驚險不斷。

1937年春夏，抗日軍政大學展開對張國燾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軍的學員。許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謀出逃。設在學員之中的“網員”把這個情況上報，西北保衛局立即採取措施，拘捕了企圖出逃的人。那天夜裡，保衛局的幹部戰士提著馬燈滿山找人，緊張得很。

毛澤東得知訊息，親自找許世友等人談話。毛澤東認為，張國燾一人的錯誤，不能由原四方面軍的同志承擔。而且，這些企圖出逃的學員，並不是投敵，而是打算到陝南打游擊，繼續同國民黨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