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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自稱的間諜成績有多大水分,中統、軍統做延安工作還是十分出力。
圍繞陝甘寧邊區,中統原有山西、陝西、寧夏等省級區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縣、西峰等專區級區室。延安、甘泉、富縣等地的郵電局中都有中統特工,中統特務梅某還擔任延安電報局局長。
軍統的前身組織從1932年起即在陝西、甘肅活動,1934年在西安建立陝西站,由陝西華陰人馬志超擔任站長。陝西站針對陝北紅軍展開工作,建有綏德、洛川、漢中、安康、潼關等小組。甘肅站設在蘭州,由中共叛徒史銘任站長。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西北,軍統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區,管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個省區,成為軍統在全國最大的一個區,張嚴佛任區長。西北區的特務組織很快擴大到五省範圍,設有西安站、蘭州站、榆林站、晉南站、太原站,20多個組;西安無線電支臺,下屬20多個分臺,臺長汪克毅還以延安電報局局長的身份,駐紮延安活動。天水行營政治部派遣一個考察團去延安,張嚴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來寫了兩萬多字的延安情況報告,立即被提拔為軍統局二處中共科科長。
西安事變爆發,軍統西北區一度垮臺,很快又恢復。1941年,軍統進行針對延安的組織大調整。將原來的西北區改為晉陝區,管轄山西、陝西兩省。新建西北區,管轄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兩區從東西兩面形成鉗形攻勢,夾擊陝甘寧邊區。晉陝區有榆林、洛川、延安、馬欄、三邊等組。綏德附近的吳堡是延安通向晉西北、華北根據地的要道,軍統特意將這裡的榆林組上升為榆林站,封鎖黃河渡口,從東北方位向延安滲透。西北區由中共叛徒程一鳴任區長,下設蘭州站、平涼站、武威站、寧夏站,還有西峰組、迪化組、青海組、拉薩組、酒泉組,從西面滲透陝甘寧邊區。
如何派遣特工潛入邊區,中統、軍統都想了不少點子。在邊境地區拉攏人員建立秘密組織,在行商、小販中發展關係混入延安,還專門訓練諜報人員打入中共組織,但是,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對共諜報,國民黨以往的成功大多來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統特別重視採用“突擊”政策。所謂“突擊”,就是對中共成員進行秘密逮捕,強制說服,拉攏其為內線,而後秘密釋放。突擊活動先後有“內線突擊”、“自首政策”、“一和二運動”。1940年,中統又下文在全國各省室開展“高階特情突擊競賽”,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區委、地委、縣委各級與後方留守機關的高階負責人為物件,定10—12個月為突擊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實驗區長親自主持,每單位完成1—2人為合格。①
“特情”工作又不是體育活動,居然還要開展“競賽”?
由此可見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共產黨開展諜報工作之積極與急迫。
第六章 反間諜與反間計
“打暗仗”(1)
國共兩黨在抗戰中成了公開的“友黨”,兩黨之間的暗中特務活動本應自然消亡,但是,公開歸公開,暗地裡卻是另一番圖景。
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歸納敵情:“在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要打明的仗,還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為是暗,許多人不大注意;正因為是暗,打的勝負常常比幾師人幾軍人勝負的結果還要大,打的戰略戰術也常常比明仗還要複雜深奧。這就是反敵探奸細反共特務的
鬥爭,叫做鋤奸保衛工作。”
在共產黨的詞典中,“明仗”是“軍事鬥爭”,“暗仗”是“隱蔽鬥爭”。
邊區政府報告指出:“暗的敵人”來自兩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反共分子的特務。”
“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日寇直接奸細”。從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衛機關共破獲73件。太原日本特務機關訓練的高子文,以三千元特別費,專程到延安謀刺毛澤東、周恩來。山西日本特務機關訓練小勤務李永茂,派到邊區偷檔案、偷密碼、放毒。抗大和陝公還發現日本培訓的夫妻間諜。第二種是“日寇間接的組織”。1937年至1938年,邊區內外有百餘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勞山伏擊周恩來,陳猴子股在黃河邊要打通山西路線迎接日軍,綏德、關中還有哥老會組織“黑軍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獲日寇收買哥老會組織的“探訪委員會”、“地方探訪隊”、“防共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義貫大刀會”等。
從以上概括可以看出:當時對日本特務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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