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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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我們承認人民中間一些新的範疇；這部分人一方面反對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產黨。這些人，只要他們不企圖透過暴力來推翻蘇維埃政權，他們不應受到逮捕、懲治或虐待。我們正在教育他們；和他們開展思想鬥爭，只不過不用暴力和鎮壓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們也沒有沒收他們的土地，而是讓他們自行耕作。最後；我們還在政策上給予他們適當的政治照顧。”“總而言之，保衛局現在不但在保衛革命勝利的成果，而且還在保衛統一戰線的基礎。”

第一章　特務　特科　特區

斯諾採訪“中共的特務頭子”（3）

周興這段論述顯示：緊隨黨中央克服左傾冒險和關門主義的步伐，情報保衛部門也改變了江西肅反時的左傾做法！

對於斯諾的六個問題，周興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興強調：“現在死刑案件很少。”周興還說，政治犯的審判程式同一般犯人一樣，要由法院審判，“但非常時期除外。所謂‘非常時期’指的是出現了叛變、倒戈或暴動，那時保衛局就得及時地處理那些頭目，來不及等候開庭了，不過這種情況極少發生。”

周興還展開論述保衛局和國民黨憲兵隊（或政治警察）的四點不同：“前者只是貫徹群眾的要求，沒有群眾的要求，我們是不會殺人的，更不會是秘密地殺的，而國民黨則不然。其中原因群眾是知道的。”“另外一個不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一個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連小孩都會被殺。而蘇維埃是不允許這個政策的。我們認為，一人犯罪一人當，與他的家人、親戚和朋友無關。更不會剝奪這些人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第三個不同是：蘇維埃對政治犯的寬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並有好的表現，很快就釋放，並恢復他的一切權利。”“第四個不同是：犯人的口糧和我們的職員一樣，他們被髮給與我們的職員同樣的衣糧，他們沒有像在國民黨的獄裡那樣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興的介紹內容，顯示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國際通行的司法原則。斯諾將周興的回答認真記錄並寫入自己的著作《中共雜記》。

陝北之行改變了斯諾的看法，在斯諾的心目中；共產黨已經從土匪變成中國的希望之星！而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又使世界認識了中共。①

好幾個延安老保衛向作者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斯諾直言不諱地問毛澤東：“國民黨方面認為，周興是中共的特務頭子？”

毛澤東笑答：“我以為，周興是無產階級的寶劍！”

保衛幹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經讚揚：“契卡（肅反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出鞘的寶劍！”

周興對詢問自己的同志解釋：“毛主席所說的無產階級的寶劍不是指我個人，而是指當時在黨的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這個組織。”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提意見了：“保安處是寶劍，軍隊是什麼？”

由此，中共的保衛系統就沒有自詡“寶劍”。建國後，公安部長羅瑞卿提出以“盾牌”作為公安的標誌。而國家安全部門的標誌，則是二者兼有——“劍與盾”。

當事人俱已作古，這個故事的準確性尚難論定，但是，“寶劍”與“盾牌”，至今仍是中國情報、保衛戰線的象徵。

中共的傳統是強調集體的作用，其實，就個人而言，老情報老保衛，哪個不是一把鋒銳的寶劍？

周興在延安駐守12年，解放戰爭後期參加南京和重慶的接管，後任公安部副部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雲南省省長、省委第一書記。在中共的情報、保衛系統中，也是一個重量級人物。

第一章　特務　特科　特區

中共“情報大師”李克農與張學良秘密談判（1）

從周興答斯諾問可以看出，中共情報、保衛工作正在發生政策變化。

遵義會議之後，中共中央逐步糾正過去的左傾政策。面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新形勢，中共中央又改變過去的階級革命政策，轉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此時，國民黨被日本逼得走投無路，也試探與共產黨合作。蔣介石有意要打通與中共中

央直接聯絡的通道，遂委託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於二姐宋慶齡介紹關係，聯絡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慶齡委託董健吾去陝北送信。董健吾過去是中共特科成員，公開身份是牧師，又是宋子文的大學同學，是個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慶齡叮囑董健吾：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