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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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亂世不說，又處於“牛李競爭”的夾縫中，一輩子蹭蹬蹇澀，衰到十足。從譜系方面講，他與李唐皇族同宗，但屬渺遠支系，自童年起就隨父輾轉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隱巧遇伯樂：天平軍節度使令孤楚很欣賞詩人的才思，闢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詩人赴京應試落第，不得已又去華州做幕僚。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兒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隱終於進士及第，時年二十六。轉年，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之闢，為其幕僚，並娶其女為妻——此舉成為他日後一生困頓的開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屬於“李黨”，令孤父子屬於“牛黨”，李商隱此舉，被視為是“詭薄無行”的背叛舉動。後來，他在弘農縣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掛官而去。唐武宗繼位後，“李黨”得勢，本來李商隱仁途出現重大轉機，但當年其母病逝，依禮要離職服喪。等到他終有機會回朝時，唐武宗崩，唐宣宗上臺，盡逐李黨，令孤綯為相，詩人自然處於極其狼狽的境地。無奈，他只能隻身一人應李黨成員、時為桂管觀察使的鄭亞之邀，遠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正是詩人當時悲憤蒼惶心態的寫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詩人生活基本風平浪靜。但鄭亞很快因事被貶，李商隱又失去依靠。回到長安後，走投無路的詩人只能厚著臉皮去見令孤綯，得補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擊又一擊，上天對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隱又赴梓州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後，詩人含恨離世。

“甘露之變”後，另一重要詩人杜牧也有感觸，但他的態度同李商隱完全相反。當時，一直輾轉在外的杜牧剛剛入京作監察御史，恰值李訓、鄭注氣勢熏天之際，杜牧對二人又反感又懼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訓外貶為封州司馬，更讓杜牧義憤難平。氣歸氣，恨歸恨，處於政治旋渦的杜牧已是官場不大不小的油子，當時沒有任何詩作表態。未幾，他又赴洛陽作官，逃過了“甘露事變”的血劫。假如他當時在朝，很可能在亂中被宦官殺掉。

十多年後，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三韻》中，杜牧小聲諷譏了李訓和鄭注“狐威假白額，梟嘯得黃昏”對於閹黨，杜牧隻字未敢提一家，連影射字眼也毫毛全無。

杜牧與李商隱齊名，後世稱此二人為“小李杜”。杜牧一生，與李商隱一樣，也是顛沛流離，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黨爭”的糾纏。

杜牧家世顯赫。“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當年韋皇后九族被殺，由於杜家大族與之聯鄰而居，杜曲、韋曲挨在一起，“諸杜濫死非一”，杜家一族也被當作韋氏家庭，被兵士枉殺了不少。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過十一個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作相。但是，由於父親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時代經歷了“天上人間”的變故，“食野蒿藿，寒無夜燭”。貴家子弟，一朝淪落。但杜牧好學上進，一心求學，不僅文才好，他又苦讀兵書，準備經世濟用，一展才略。在《上週相公書》中，杜牧的文韜武略，淋漓盡致，展露無遺，絕對是將相之才。

太和二年中舉後，杜牧只獲任校書郎。不甘心錄章摘句，詩人就入牛僧儒淮南節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黨”份子。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事，杜牧倒不象李商隱那樣窮愁落魄，反而是豪奢瀟灑，終日縱酒歡歌：“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金一朵花”，貴公子的深層習氣一曝無餘。

甘露之變，杜牧逃過一劫，後又於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入京任左補闕，由於政治黑暗，詩人噤口落寞，還勸人“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風月的放達與往昔輕薄的回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唐文宗死後，李德裕為相，牛黨人士紛紛落馬，但杜牧未受太大沖擊，何者，李杜兩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還曾為杜牧爺爺杜佑的僚屬，李德裕還辟杜牧弟弟杜剴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門出身，自然關係不會很差。雖如此，由於杜牧和牛僧儒關係太近，李德裕會昌年間當權時並未重用這位奇才詩人。而且，杜牧由於曾得罪過李德裕好友李紳（當時也入朝為相），不久他就被外放黃州。

這位李紳不是別人，寫過著名的《憫農二首》：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同樣一個人，也是“司空見慣”典故的由來人。這位早年寫詩憂農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