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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自達,”惟獨煬帝這一介下赦免令的使臣一路上“不逢劫掠,依程而至”,眾人都發嘆異。

李淵聽聞御使至,也是大驚。聽到赦免令,仰天而笑,說,“此後餘年,實為天付。”由此,老英雄也下了必反之心,只是要發未發之際,多懷逡巡猶豫之心。

推動李淵最終興兵造反的,除李世民外,關鍵要屬劉文靜與裴寂二人。

劉文靜,字肇仁,“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時為晉陽令;裴寂,字玄真,“疏眉目,美姿容,”時為隋朝晉陽行宮的宮監。這兩個人一處為官,相知甚洽,結為好友。一夜,哥倆賭錢飲酒,裴寂遙見城外烽火,悽然長嘆:“遭逢亂世,家道屢空,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劉文靜笑道:“世途如此,時事可知。我們二人相扶相倚,還怕不發達嗎!”

李淵入太原,劉、裴二人暗中觀察,見其“有四方之志”,便起勁巴結這位英雄。特別是劉文靜,慧眼識人,認為李世民“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天縱之才。”裴寂起初不信。後來,李世民與這位裴大叔假裝賭錢,輸給對方數百萬,高興之餘,裴寂“大喜,每日與太宗(李世民)遊。”李世民趁機把大計告訴裴寂,裴寂馬上允諾“共舉大事”。不久,劉文靜倒黴,坐與李密(瓦崗那位爺)連婚,被煬帝下詔關入太原監獄。

李世民潛入牢中,與劉文靜深談。“天下大亂,唐公若能興兵一起,乘虛入關,不到半年,帝業可成!”一見面,劉文靜就勸李世民。

李世民大喜,笑道:“君言正和人意。”於是,他想方設法把劉文靜先“弄出來,”然後四處部署,伺機欲發。但是,不知父親葫蘆裡賣什麼藥,李世民也不敢輕易動手。

劉文靜詐稱得隋煬帝手赦,大發兵民,以伐遼東為辭,致使“人情大擾,思亂者益眾”。眼看水已經攪渾,劉文靜又逼裴寂趕緊鼓搗李淵起兵,並威脅說:“您身為晉陽宮監,卻把宮中美人送給唐公享用,此事傳出,您與唐公哪個也活不了啊!”

大懼之下,裴寂“屢促高祖(李淵)起兵。”

恰巧,馬邑人劉武周結眾為盜,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誘引突厥兵馬,準備向太原挺進。李世民、裴寂、劉文靜藉此機會,大發庫金,分散府物,四處招兵買馬。而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煬帝心腹,聞訊起疑,獲悉李淵父子異動,一合計,便想以到晉祠祈禱為名,把李淵誘至其地拘捕,一網打盡。

關鍵時刻,“吉人自有天相”。晉陽有個叫劉龍的土豪鄉長,透過裴寂與李淵相識。李淵貴為帝親,與這麼一個“副科級”的財主也一見如故,喝酒吃肉,豪賭打炮。劉龍這種卑賤出身的“微細”之人,自然心中感激涕零,覺得李淵很給自己面子。同時,由於劉龍有錢,與副留守高君雅關係也不錯。高君雅想“辦掉”李淵,飲酒之際,自然就不拿劉龍當外人,把己謀全盤告之。劉龍出高君雅府門,一溜煙直奔李淵宅邸,“具以啟聞”。

心驚肉跳之餘,李淵表面鎮靜,對劉龍說:“您能以此事相告,深有至誠。請不要再對別人說,我自有安排。”同時,李淵暗下決心,不反也得反。

大業十三年農曆五月丙寅清晨,李淵“惡人先告狀”,大集僚屬,聲言高君雅、王威兩人引突厥入寇,先發制人,當眾逮捕了兩人,送入監牢。兩人叫苦不迭,直悔動手過晚。

更絕的是,過了兩天,果然有“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縱入城郭北門,取東門而出。”李淵也不畏懼,派先前招降的賊師王康達出城埋伏。王康達等人習慣了搶略,突厥軍隊過了一半,中有缺停,王康達以為是隊尾,忽然跳出,準備搶馬。不斷,後隊突厥包抄,前隊突厥掉頭,前後夾擊,把這批“新附軍”包了餃子。太原城內居民,一恨高君雅、王威“引狼入室”,二畏突厥兵馬強盛,三驚城內軍兵眾多,憂恐之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李淵周圍。

李淵指揮若定。他派遣小股部隊連夜偷偷出城,佔據險要之地,然後,又讓這些人白天大張旗鼓,大呼入城,給突厥人造成“援軍不斷”的假象。同時,他還囑誡軍士,遇突厥兵,“恃險勿戰”,敵退勿追,使敵人“莫測”太原守將到底要幹什麼。

《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突厥各隊首領互相嘀咕:“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前來馬邑,大勝我輩。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不如早去,留必取死!”於是,突厥人連夜遁逃。這些記載,完全是溫大雅唬弄人。真正原因,一是突厥人在城外抄掠已足,急於回去享用“戰利品”;二是李淵親自給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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