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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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其他家人要麼很早就已經去世；要麼移居到南方。我告訴媽媽我們計劃搬到斜坡公園，她滿腹狐疑地問道：“你遷到了布魯克林？”對她而言，郊區才是“應許之地”。我們為什麼要在她想方設法離開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寫信給收養註冊處。6個月後，我收到了關於生母的唯一資料，這份資料是我期盼已久的。註冊處來信告訴我，他們已同曾經安排我讓別人收養的一家收養機構——路易斯？威斯服務公司聯絡，要求他們將非公開資料寄給我。算是一種安慰吧，他們隨函寄來一張表格，列出我母親的各種特點，其中只有我母親的國籍（美國）和年齡（28歲）是現在填的。

我馬上算了算年齡：親生母親現在可能65歲左右，而非50出頭。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懷孕的少女，遺棄我的時候生活在紐約黑社會的邊緣。我可以穩妥地排除許多可能是我親生母親的人選：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維克。傳說1967年她在電影公司時與傳奇歌手鮑勃？迪倫逢場作戲……我對此一直持懷疑態度。我親生母親那時已28歲，完全可以撫養孩子，因此肯定是發生了不同尋常的事情，不然她不會將我遺棄。

我在布拉格學習電影3年之後，便回到了美國。28歲時，我經歷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陣痛。以前，我一直以為，作為藝術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電影事業之間做出選擇。我選擇了虛幻的電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話般的城市裡，我渴望將彩色燈光變成影象的夢想最終變為現實。我被選送到著名的FAMU電影學院深造，參加一個國際課程班的學習。我打點行裝，深知自己已無回頭路。

我拍攝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這部短片受到了好評，1996年被科羅拉多州特柳賴德電影節接受。這時，我覺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我就像一位剛分娩的母親那樣驕傲、知足。然而，這一知足卻不完美。

我雖然對為了事業放棄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內心裡卻非常渴望擁有伴侶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從未懷孕，將來某一天總會有個任性的、被人遺棄的孩子進入我的生活。在我看來，我的那位同性戀摯友約翰會幫我撫養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顯然還沒有做好撫養孩子的準備。不管她替我找養父母有多崇高的動機，但她最終還是將我遺棄了。這封信說明她如今並沒有在尋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這一現實，即生母的身高、體重和眼睛的顏色等特徵將永遠是個謎。

我曾要求收養機構提供有關資料。過了6個月之後，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時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務公司的掛號信，十分驚訝。他們是不是有新情況要告訴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這一時刻的酸甜苦辣，一邊倒飲料，點燃香菸，一邊盯著信封。

我品味著充滿期待的最後時刻，靈巧地開啟信封。我急切地瀏覽了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於下午12點51分出生，是雙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歲，是猶太單身女士。”

這句話雖然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卻驗證了我內心深處的揣測。一時間，往昔和現在彷彿交融在一起，意味雋永。我內心充滿著喜悅。

我緊張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電話，打給一位知心朋友，想與他見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訴朋友這一訊息。我想讓讓克勞德看看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夢。

在蒙帕納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時酒吧裡，我和55歲的文學愛好者讓克勞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點鐘左右，我們喝乾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樣對我的發現感到非常吃驚。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語，之後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裡同樣輕鬆自在。他穿著十分講究，常常將一品脫濃郁的比利時甜酒一飲而盡。我把這封信的一些細節講給他聽，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對於我而言，孿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去尋找答案。譬如：我們是異卵雙胞胎還是同卵雙胞胎？看著自己會是什麼樣的感覺？那是不是我總是喜歡端詳著鏡子或商店櫥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過著一樣的生活，和我一樣住在巴黎，提高著法語水平，讓克勞德和我不禁笑了起來。我們有多少次是擦肩而過？這時，我想起一部最受歡迎的電影，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攝的電影《維羅尼卡的雙重生命》。這部影片講述了一位年輕的法國姑娘到波蘭去，路上巧遇和她長相酷似的人。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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