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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教育的中心內容。48後面我會細談結構理性主義對梁思成的影響,這裡僅指出,從梁思成所作的中國建築平、立、剖面圖,其將建築型別演變加以體系化、編碼化的畫法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受到迪朗這條型別學思想線索和方法的影響。49
當然,“理性主義”不是19世紀歐洲建築的唯一線索。自18世紀開始,考古、旅行和出版的勃興(其中德國的溫克爾曼對希臘藝術的論著影響巨大),使得建築師和理論家對歷史的知識和興趣越來越強,品味也日漸廣泛。與此同時,德國發展出來的歷史主義理論實際上也日益助長文化相對主義思潮—價值隨歷史演化而改變,因語境不同而產生差異,那麼一切都是相對的。在建築界,文化相對主義價值觀與18世紀晚期席捲歐洲的浪漫主義文化運動結合起來,從基礎上徹底瓦解了建築師的古典法則永恆的信念,開始在19世紀催生出風格折衷主義。到了19世紀中後期,不同的風格,從希臘、羅馬、哥特到埃及,甚至東方的異國情調,全部成為平等的、可供建築師自由選擇、組合的元素。它們既可被分別用在不同的建築上,也可共存在一個園林和一棟建築中。前面提到,梁思成在《序》中提到的“歐洲建築界竟以抄襲各派作風為能事”,正是指這樣的折衷主義主導下的狀態。
德國曆史學家曼納基(FriedrichMeinecke)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歷史主義導致相對主義,實為一把雙刃劍:它在為人們開啟一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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