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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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我們的基本觀念發生的漸變”。可是我們或許能參考愛因斯坦論述麥克斯韋的文章，得到對這句話理解的一點啟示（見前面第20章）。愛因斯坦這樣寫道“在任何時候，這場偉大的變革（或革命）都將和法拉第、麥克斯韋和赫茲的名字聯絡在一起”。但在緊接著的下一句話中，愛因斯坦用了“革命（revolution）”一詞來描述這一事件，這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他把“變革（umschwung）”用作“革命”的同義語。愛因斯坦評價牛頓文章第一位翻譯者將“umschwung”翻譯成“revolution”（這是許多詞典中這個詞的第一個釋義），但卻改變了作者的語法關係，變成“我們基本觀念中的逐步革命”。也許這為科學史的變化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而事實上它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可是我們無論選擇這個詞的哪一個釋義，毋庸置疑的是愛因斯坦確信科學中偉大的革命性變革能夠發生且已經發生，但它們很少（如果有的話）是與過去的思想沒有任何邏輯聯絡突發性的、戲劇性的和無法預期的變化。然而他本人從未在公開場合或私下說相對論是這樣一場革命。

吉拉德·霍爾頓在1981年寫過一篇評述愛因斯坦的文章，他討論了愛因斯坦關於“科學理論是透過進化而發展的思想”（P．14）。他強調愛因斯坦的主張：“物理學理論最美妙的命運是能指出一條建立一個包容更廣的理論的途徑，而舊理論本身則是新理論的一種特例”。特別具有說服力的是愛因斯坦第一次來到美國時所作的演講（《紐約時報》），1921．4．4見霍爾頓1981，15）：

目前在公眾中廣泛地流傳著一個錯誤的見解，認為相對論同牛頓、伽利略以來的物理學格格不入，同他們的推理完全對立。而實際情形與此相反，沒有偉大的物理學前輩的發現，沒有他們建立的前導理論，相對論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它沒有賴以生存的基礎，憑心而論，沒有以往必須作的工作，相對論不可能適時出現。那些為建立相對論奠定基礎的人有伽利略、牛頓、麥克斯韋和洛倫茲。

米歇爾。布賓在哥倫比亞大學介紹愛因斯坦時說，他是一種理論的創立者，而這種理論是“動力學的一次進化，而不是一場革命”。當時他對愛因斯坦的立場一定會心領神會的。

上述愛因斯坦的見解表明，用一句話來概括愛因斯坦是否相信科學中發生了革命是多麼困難。他一定知道大多數人（不論是科學家還是非科學家）都認為相對論是一場革命，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在不少場合下）指出相對論邁出的是邏輯的、進化的一步，而不是與舊觀念的直接決裂的一步。他不只一次說有麥克斯韋革命，而且在1953年他毫不含糊地介紹伽利略的《對話》時運用了“革命性”一詞，語氣顯然比他半個世紀前稱自己的光量子為“富有啟發性的”加重了許多。

探討愛因斯坦有關科學革命和科學進化的思想，我們不該忘記，愛因斯坦從未寫過有關文章，也沒有在有記錄的談話中，或在我們能收集到的信件中專門討論這一主題。而且我們知道愛因斯坦在許多方面都是一位很謙虛的人，因此他會極力反對在報刊上宣傳他發動了科學革命。在他的一次最為坦率的表態中，他突出反對的是新聞媒介給人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科學革命“每五分鐘”就會發生一次。但應當注意的是，即使在愛因斯坦尖銳反駁對薛定諤的成就過分渲染時，他也沒有完全排除發生科學革命的可能性。天件謙和與對新聞機構作法的反感很可能是愛因斯坦把自己開創的革命看作為“進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對年輕的富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來說，在1905和1906年出現“革命”一詞，同1917年後的意義完全不同。愛因斯坦把他的工作看作是進化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主要論述，是在1917年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快遍及中歐的革命夭折後做出的，當時柏林的大街上還在進行著血腥的戰鬥。從20…50年代，正如我們所知，愛因斯坦樂於撰寫論述伽利略（也許還有牛頓）革命的文章，他還多次寫過評述麥克斯韋革命的文章。我認為，重要的是在愛因斯坦40年代寫的自傳中，佔有突出鮮明地位的，是他對麥克斯韋革命的論述，那是一種強烈而明快的論述。當愛因斯坦談到麥克斯韋革命是由法拉第、麥克斯韋和赫茲共同做出（還附加了麥克斯韋具有“獅子般的領袖地位”）的時候，毫無疑問他強調的是觀念變革的深度，而沒有顧及時間的跨度。因為法拉第的論文發表於19世紀3O年代，赫茲的論文發表於19世紀90年代，這場革命橫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