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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存在的真正原因,是我們要提供一些獨一無二(能作出貢獻)的東西。

和帕卡德共過事的人描述他的管理風格是一種實際、腳踏實地、“捲起衣袖開始工作”的態度。他在大學時主修工程,不是要當哲學教授,但是,我們看到帕卡德深思我們稱之為“公司存在主義”的理念,從哲學而非經濟的角度思考他的公司“存在的理由”。根據帕卡德的說法,“利潤不是管理層正確的目的和目標——僅是使所有正確目的和目標得以完成的手段。”

帕卡德明白地接受利潤及非利潤目的之間的緊張關係,完美地示範了“相容幷蓄的融合法”。他一方面清清楚楚表明,經營惠普應該“首先強調對社會做出貢獻”,而且“我們的主要目標是設計、開發和製造最完美的電子(裝置),以求促進科學發展和人類福祉。”另一方面,他同樣清楚地表明,利潤使惠普得以追求這些比較廣泛的目的,“如果不能接受(利潤)這個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的話,任何人,無論是現在或是將來,在這家公司的管理隊伍裡都沒有一席之地。”

此外,他把這一觀點制度化,傳承給約翰·楊(1976年一1992年擔任惠普的CEO)。楊接受我們訪問時,說了下面一段話:儘量增加股東的財富一直是我們放在很下層的目標。沒錯,利潤是我們所作所為的基礎——是衡量我們貢獻大小的指標,也是自力支援公司成長的手段——但它本身一向都不是重點。事實上,重點是求取勝利。勝利與否要由顧客的眼睛來判斷,由你是否做了一些能夠自豪的事情來判斷。這當中有邏輯上的對稱性,如果對真正的顧客提供真正的滿意,我們就會獲利。

我們在比較德州儀器和惠普時,審視了4O多份歷史文獻和個案研究,卻找不到半份宣告說德州儀器是為了賺錢以外的目的而存在,這種宣告可能存在,但是我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事實上,德州儀器在界定自己時似乎完全以規模、增長率和獲利能力為準繩——與帕卡德所說的“企業存在的理由”幾乎毫無關係。德州儀器總裁哈格蒂1949年替公司制定了他的“格言”說:“我們是優秀的小公司。現在,我們必須成為優秀的大公司。”這種專注於規模和成長,幾乎不注重“理由”的執迷態度,在德州儀器的成長曆史裡一直持續不變。例如,我們注意到,和惠普不同,德州儀器所有推動公司前進的目標都純粹以財務上的成長為導向。

德州儀器的首要企業目標銷售額達到2億美元( 1949年制定)。

銷售額達到 1O億美元( 1961年制定)。

銷售額達到3O億美元( 1966年制定)。

銷售額達到 10O億美元(1973年制定 )。

銷售額達到150億美元(198O年制定)。

公正地說,我們在很多高瞻遠矚公司,特別是沃爾瑪,也發現同樣的財務目標。但是,德州儀器和大多數高瞻遠矚公司不同,而且絕對和惠普不同,它似乎把財務上的銷售額目標作為惟一的動力,對於箇中“理由”,似乎遠不如其他公司那麼強調。對德州儀器來說,越大就是越好,即使產品品質低劣,對科技毫無貢獻,也不在乎。但是,對惠普來說,惟有在能夠“做出貢獻的架構下”,越大才會越好。例如,德州儀器公司在70年代生產便宜的袖珍型計算器以及10美元一隻的一次性數字手錶,顯然是“大就是好”的策略;惠普面對同樣的市場機會,卻明確不追求便宜的低檔產品,因為這些產品不能在科技上做出貢獻。

強生與必治妥強生公司像惠普公司一樣,明白地宣揚理想重於利潤,然後在這些理想的架構下,強調利潤的重要件。1886年羅伯特·約翰遜創立強生公司時就以“減輕病痛”為理想目標,到1908年,他把這個目標擴大成一種企業哲學,把服務顧客和關心員工放在股東報酬之前。強生早期的研究經理弗雷德·吉爾默在20世紀初期解釋了這種哲學如何界定研究部門的角色。他說:這個部門不是靠任何狹隘的商業精神推動……不是為了發放股利或完全為了強生公司的利益工作,而是以協助醫療技術的進步為歸宿。

1935年,小羅伯特·約翰遜在他稱之為“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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