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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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智仁給我信，說「憤青」在學術界出現，很頭痛。其它大學，包括我在西雅圖任職的華大，也有類似的困難。當時助理教授升級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評、話事的。一些助理教授問：「你們這些老頭子算什麼？有多少文章在名學報發表過？懂數學嗎？憑什麼資格決定我的前途？」事實上，除了三幾家名校，大學中也真的有不少沒有跟進學問的老頭子，發表文章的數量遠不及數學與統計皆可應付的後起之秀。數文章與論學報之風於是成為定局。可悲的是再沒有重視趣味與真實世界了。有名牌學報收容，算；書不算，沒有評審過關的也不算。問題是替學報作評審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那些所謂名學報，動不動要「審」幾年才可以過關。撒網政策的行為於是普及。為了飯碗，沒有誰會那樣傻，花一兩年時間去考查一個題材才動筆。要知道世事從來不易，在不多發表必遭淘汰的情況下，再沒有誰像我當年，可以奢侈地調查思考十三年才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樣，跟進中國二十九年才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的，侷限不同，今天沒有誰可以寫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會成本問題》那種需要深入調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學謀生計的不可能寫得出《國富論》那種偉大作品。

年多來高斯兩次來信，提出如下的問題：「有趣的經濟學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國再搞起來嗎？」我見自己也日暮黃昏，很久沒有回應。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若有所悟，給他信，說：「你提到要試把有趣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不是毫無希望的。網上的搜尋說，『高斯定律』及兩個其它譯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過十萬次，遠比英文世界為多，而我只幾年前發表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被提及八十八萬次。每次到校園講話，無數學生拿著《經濟解釋》求籤名。有人從網上列印下來大量複製，批發零售，售價整套只兩美元。聽說從西方名校迴歸的教師很頭痛，因為他們教的跟我說的是兩回事！」

這次「《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更讓我看到經濟解釋的生機：徵求得有趣而又值得發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來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靈精怪的有趣現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確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發表的純作解釋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幣五千，在國內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為《經濟解釋》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總稿酬二十萬，售價但求與印製成本打平，找義務編輯、選文的用不著老人家，幾年後有機會把經濟解釋的興趣普及神州！

每年籌經費二十萬容易，五十萬不難，一百萬也可以吧。季刊售價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學問之道，紙張用不著高檔次的，學子訂購應該無數。不容易想出對教育更相宜的貢獻了。困難只一個，簡直無從過關。那是要在國內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點止登天咁簡單？掛人家的牌出版不難，但不可以接受。這是因為追求真理這回事，是不可以左顧右忌的。純為解釋的科學性文字北京應該不會反對，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歡築繭自縛，這句不能說，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飯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學術的發展要有一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個信奉言論絕對「自由」的人，問題是界線要在哪裡劃分。我的投訴，是國內的界線劃分很不清楚，可以闡釋到防礙學術思想的發展。這與*先生的主張是有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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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與中國工業（1）

（2008…11…14　07：48：15）

先要澄清兩件事。其一，有些言論把目前中國工業遇到的大困難，歸咎於地球金融風暴。這風暴無疑帶來殺傷力，但對中國來說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後的麻煩，而中國工業遇難是早上大半年開始明確的了。廠商們的看法很一致。風暴之前讓他們虧蝕的主要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但關門主要因為新勞動合同法。後者使他們從失望轉到絕望去。廠商們的意識，是人民幣升值及帶來的損害很可能是過渡性的，北京上頭知道他們的困境或會改過來。新勞動法則說得實牙實齒。大半年前港商聽到北京派去的說出的一番話，紛紛感到大勢去矣。

要分析及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境，千萬不要有混淆：人民幣與新勞動法加起來是一回事，金融風暴是另一回事。以後者作為前者的藉口是嚴重的錯失，因為二者的性質差別大，解救或處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計過前者給國家帶來的損失，大得不說算了。這種估計要算得精確很困難，但大略的估計不難，也不會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