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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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致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漢”，是“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才發生了1953年政協會上跟毛澤東的衝突。

那次會上討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確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家並沒有輕視農業。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誇大一點地說。梁漱溟言道，解放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此話單獨看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犯了“導向錯誤”。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動，還不瞭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於發生衝突，可是毛澤東採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老師也幹過，很能理解那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

向梁漱溟先生學習（6）

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後，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自己立場不放鬆。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那還辯論幹什麼呢？真正的儒家風範，不僅體現在事後反省能夠承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雲霧見明月，晴光滿天。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評議。”這話裡的意思不但堅持自己是對的，而且還有一層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壓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這是俺們知識分子跟領導發生衝突後經常會產生的心理，先不考慮對錯，首先就把自己確定為一個“遭受了冤屈壓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憤怒，越想越正義。於是就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了。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複述了他前兩次發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臺，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梁漱溟不知道，這次發言等於是他一個人向共產黨發起了全線進攻，他就想著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執政黨受到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受傷後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倘若承認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說，共產黨的全部功績豈不頓時化為烏有？難道要把建國後農民生活還很艱苦的賬，算到共產黨的頭上嗎？

但毛澤東還是忍耐的，因為梁漱溟畢竟是僅僅代表個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國證監會或者代表中國足協，哈，那問題就嚴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貫“反動”的歷史事例。而梁漱溟卻想，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同時，還要指出你的優點，可見梁漱溟已經不大理性了。他要求發言辯解，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其實是給他個迴旋餘地。可梁老先生“不識好歹”，準備決一死戰——我們想想，換了鄧小平或者華國鋒，哪怕是許世友，都不會這樣做的。中央一再給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給對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開始發言，就宣佈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這未免過分了，從普通與會者的角度來看，這次政協會的議題本來是討論總路線，但是卻被“民主”成為梁先生的個人表演。如果你開過上百次的學術會、政治會，就不難明白會議中出現一個這樣表演慾極強的人的時候，大家的心裡有多麼討厭。別人的“民主”權利跟你是一樣的，為什麼非要聽你講上五六七個小時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講兩天兩夜都沒問題。所以有些代表就轟他下去。其實這是梁老師最後一個下臺階的契機，可是他又一次選了錯項，“我把話頭轉到主席臺上，特別是毛主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後果，是事後連我自己都大吃一驚的。”既然你講民主，就不該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啊，梁老師的行為邏輯自相矛盾，這是我們所有書生都該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