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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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適應共產國際解散的局面，中共已預作措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了極為重要的決定，即《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一決定是歷史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政治局主席一職。“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另外，“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這樣，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領袖——雖說自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已是實際上的中共領袖，但名義上中共中央的總負責是張聞天。《決定》中有一句極為重要的話：“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樣，毛澤東便在政治局中擁有“最後決定之權”（雖說檔案中最初是指在書記處會議上擁有“最後決定之權”）。毛澤東擁有這“最後決定之權”，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後的路程。這樣，中共在共產國際面臨解散之際，推出了自己富有權威的領袖——毛澤東。

劉少奇被確定為毛澤東的副手。劉少奇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熱情讚頌毛澤東：“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劉少奇稱頌毛澤東是“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這時的毛澤東，正好步入“知天命”之年。由於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加強了對於自己領袖毛澤東的宣傳和讚頌。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王稼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從此，毛澤東思想被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廣為宣傳。這樣，共產國際的解散，並非蔣介石所認為的毛澤東倒了“後臺”而“搖搖欲墜”，卻是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因此而加強。

當週恩來回到延安，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對毛澤東的熱情讚詞：“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此時，張國燾、王明敗北，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誠如此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完全鞏固。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毛澤東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

也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發表了堪稱“蔣介石主義”的代表作——《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的主題曲，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書中強調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蔣介石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中國之命運》還“迂迴”攻擊“新式軍閥”、“新式割據”以及“奸黨”、“奸軍”等等。不言而喻，所謂“新式軍閥”、“新式割據”、“奸黨”、“奸軍”指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必須通讀的檔案。人人要讀，人人要學。此書初版二十萬冊，不久，印至一百萬冊。《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讀〈中國之命運〉》，對其作出高度評價：“這個大著已經指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團透過宣言，稱頌《中國之命運》是“我們革命建國的方向，以至個人修身立業的大道”。《中國之命運》的出版，與國民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傳，匯成一股反共浪潮。也就在這時，蔣介石要胡宗南調集了四五十萬軍隊，分兵九路，打算以閃電的速度進攻延安。七月七日，原本是中國抗戰的紀念日。一九四三年的“七七”，國民黨部隊卻炮擊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割槽，打響了內戰的炮聲。

蔣介石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國共關係，又驟然吃緊了。

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以防皖南事變重演。

七月九日，延安三萬人集會，發表通電，向全國呼籲制止內戰。朱德、劉少奇出席了大會。大抵考慮到給國共關係留點餘地，毛澤東沒有出席大會。畢竟蔣介石吃過皖南事變那國內外一片譴責聲的苦頭。一聽延安的浩大聲勢，蔣介石懾於輿論壓力，於七月十日下令胡宗南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