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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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當你感到命運對你不公時，你真應該向樂觀的桑德斯老人學習。請記住：抱怨不如改變，命好不如心態好！

苦難是一所人生的大學，從這所大學裡畢業的學生，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人才。著名作家曹文軒說：“少年時就有一種對痛苦的風度，長大時才可能是一個強者。”

10在苦難中學習堅強

我的第一聲啼哭，無力地留在20世紀70年代。

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國家的厄運註定了民眾的苦難，更加要命的是，生不逢時的我，偏又選擇了全國一百個貧困縣之一的湖南省新化縣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山村。

據母親回憶說，我出生的那天是個雨天。夏雨滂沱，山洪爆發，屋前的小河發瘋似的漲起了渾黃的大水，河上的小木橋顫抖著貼在水面，像個嚴重酒精中毒的老人。父親在離家幾十裡的木材站工作，一個星期才能回來一次，這天剛好不在家。母親只得打發二姐提著煤油燈去找隔壁的利五叔，要利五叔幫忙去喊河對面的接生婆。熱情的利五叔一口就答應了，就著黎明前的濛濛光亮，頂風冒雨往河那邊趕。由於河水太深太急，木橋太窄太抖，天色又半明半晦，利五叔只得俯下身子，手腳並用，一步一步爬過橋。好在回來時天已大亮，而走慣了小木橋的接生婆也不是很膽小，否則我的出生能否順利肯定是個問題了。就這樣，農曆四月初五的辰時，嚴重營養不良的我哭喊著來到了這個陌生的世界。大姐聞訊喜滋滋地跟父親一道趕回來，抱著用爛布片包裹著的像小老鼠一樣輕的我說，我弟弟真可憐呢。然而，已經長大成人的大姐應該知道，真正可憐的日子還在後面。我前面已經有了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本來還有一個大哥的，幾個月大的時候因為腹瀉，被鄰村的庸醫給治死了），在這個食不果腹的年代，多了一個我，家裡無疑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負擔。

我家是一個“半邊戶”家庭。“半邊戶”就是家庭的主體在農村，但父親或母親至少有一個在外面工作。熟悉當時農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半邊戶”家庭的日子是尤其不好過的。家裡只有母親一個主要勞動力，而女勞動力出一次工只能記七八分工，到了年底分糧食時，我家每次都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父親是普通的伐木工人，每月就二十幾塊錢的工資，回來還要向生產隊“投資”。生產隊對糧食的分配也是很不公平的，家裡不強的半邊戶常常是被欺負的物件。看到辛勞一年就分來那麼一點點口糧，母親總是黯然神傷又無可奈何。母親只有更加努力地出賣自己廉價的勞動來獲得稍微多一點的報酬。

因為父親不在家，哥哥和二姐還小，母親一生下我就得下地勞動，加上產前產後都沒有一口飽飯吃，更沒錢買雞來補補身子，家裡蒸的一罈準備坐月子喝的糯米酒，又被好客的母親用來招待在我們那裡蹲點的幹部了，所以，原本體弱的母親自此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幼小的我，幾乎就是在母親病痛的呻吟中長大的。

母親是個左撇子，在家或者下地幹活都是用左手，用她自己的話說，是靠一隻左手吃飯的。然而，1976年那個黑色的夏天，靠左手吃飯的母親，卻不幸把左手摔斷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舉國上下都處於一片對地震的驚恐之中，我所在的新化縣也不例外。夏天的夜晚，先是公社喊廣播，然後是生產隊隊長吹著哨子挨家挨戶喊，我們這裡也很可能發生地震，要大家千萬不要睡著了，最好就在坪裡乘涼，發生地震的時候安全些。幼小的我，開始不知道地震為何物，當我明白了地震就是大地猛地一抖，裂出一條縫來，像獅子大張口一樣把人、房屋和牲畜統統吞下去之後，我就嚇得再也不敢睡覺了。可是，廣播喊了很多遍，哨子吹了很多遍，恐怖的地震卻沒有降臨我們縣我們公社我們小小的村莊。於是，大人們都開始放鬆警惕了，晚上雖然照例要到坪裡坐一會兒，搖著蒲扇乘乘涼，論論國家大事，談談家常小事，但到了九點十點，大家就陸續回家睡覺去了，淌著月光的坪裡，漸漸歸於寂靜。我卻仍然害怕得很，對地震的那種莫名的本能的恐懼，讓我總是擔心夜晚的來臨。而夜晚終究是擋也擋不住的，太陽一落，它就準時來到。那是一個漆黑漆黑的夜晚，天氣熱得出奇。母親說帶我上樓去睡，說樓上通風些，涼快些。我哭著鬧著，堅決不同意。我的歪理是，發生地震的時候，睡樓下逃出來快一些，逃到了坪裡，就不會被倒塌的房子壓住。歷來把我當做心肝寶貝的母親馬上就依了我的，終於放心了的我，在母親蒲扇送過來的風裡甜甜地睡著了。半夜，我從一陣噩夢中驚醒，醒來，習慣性地用手摸摸身邊，空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