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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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備受其苦。

有個時期我不斷同人告別。朋友們一個個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現在有一半在國外。人們出去的目的是為了自由地著書、作畫、演奏音樂、拍電影、演戲。有時我感到整個俄國都在出走。每次告別眼淚都要流成河，而之後留下的記憶卻是一片荒漠。

對我來說，最難受的告別是送考斯特亞走。我已給你們講過他。他家是列寧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各界名流去那兒聚會。不過，去那兒的人大都是搞藝術的，要不就是不同凡響的、令人感興趣的人。考斯特亞在我們學院讀戲劇史專業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麼樣的人呢？噢，他是這樣的人，你可以隨便招呼他，什麼都可以跟他聊，而過後總能發現，你有了許多新的藝術觀和新的打算。就藝術觀點而論，他總給人以極大的鼓舞。

可後來考斯特亞也走了。我們把他送走後，我去他家幫他媽媽收拾東西。考斯特亞走後，政府要收回一間房子，只給他媽媽留下一間，所以要把他那間屋子收拾出來。我傷心地整理著他留下的一些書籍，把他沒能帶走的畫從牆上摘下來。報紙曾把這些畫說成是“可憐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現在要想把這些“低劣之作”帶出國，政府卻要徵收重金。我一邊忙著收拾東西，一邊聽著對面窗戶裡傳出的音樂。一幫孩子在一遍遍地重複播放著阿巴錄音。我隨音樂擺動著，試圖沖淡自己的傷感。

一天，考斯特亞的母親耶芙多尼婭。波羅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閣樓，那幾多年來攢了一大堆東西。我彎腰爬進了閣樓，因為空間很狹窄。我翻騰著這些東西，一件件地叫著它們的名字，並拿著讓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婭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對我發號施令：“這個扔掉，這個你可以留作紀念，這個可以留著。”

在閣樓的角落裡我發現一個袋子。解開一看，裡面是個舊枕頭套，但象耶芙多尼婭的其它東西一樣地乾淨。伸進手去一摸——好象是糧食，或許是小麥。“這兒有個袋子，裡面的枕頭套大概裝的是小麥。”

耶芙多尼婭猛地從椅上站起來說：“什麼？裝小麥的枕頭套？不可能。它還在那兒？天哪。知道這麥子是怎麼回事嗎？

愛瑪。“我馬上爬到閣樓門口探出頭來，耶芙多尼婭總有迷人的故事告訴我：”戰爭後期，長期的封鎖結束了，但糧食還是奇缺。我設法弄到了一袋小麥，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麥片和鬆餅。這口袋小麥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亞的命，後來情況好轉，這袋麥子我們沒吃完。

有人建議我拿到市場上換點別的東西。但我沒那樣做。‘上天保佑，但願我們再也用不著它，’我說，‘但我要留著它，以防萬一。’所以它放到了現在，從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兒聽她講故事，手不停地抓著小麥。“那麼我們怎麼處理它？這回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照舊，上帝保佑，最好我們永遠用不著它，但還是要留著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處。正要捆上袋口時又發現枕頭套下還有一個小麻布袋。開啟一看——樂得我差點從閣樓上掉下來。

我沒說什麼。耶芙多尼婭不故心地問：“愛瑪，你翻到什麼了？”

“親愛的耶芙多尼婭。您那句話是怎麼說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萬一，’這回又該用到這句話了，幹蔥。”說完我把這袋幹蔥恰好扔到她腳下。

這回耶芙多尼婭也樂了，激動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好象眼前是鮮蔥，而不是幹蔥。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們的市長羅蒙諾夫剛剛宣佈他近期的“列寧格勒試驗”。他宣稱，列寧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給，並頒佈了嚴厲的規定，禁止從外地或別的共和國進菜，帶到自由市場也不行。試驗一年，結果他晉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卻鬧菜荒，沒有土豆，沒有捲心菜，沒有胡蘿蔔，最糟的是沒有蔥。自由市場上一出現便立即被搶購一空，而且價格高得嚇人——八至十盧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婭長時間沒聞過蔥味兒了。沒想到突然間發現這麼多蔥。

我把這些幹蔥分成好幾份，然後坐下來開始給好友們打電話，“嘿。”我說，“你多長時間沒蔥了？一個月？兩個月？

你對１９４４年產的蔥感興趣嗎？來拿吧。“

這些人陸續來了，聽說了事情的原委他們也大笑了一番。

我們的廚房飄起了久違的蔥香，引得鄰人們羨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愛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