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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她過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卻拉出一條腿。她立刻醉意全無。回到屋裡,她什麼也沒跟別人說,道了聲再見便藉故回家了。實際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倆抓了起來,還查驗了死者。驗屍結果說明,這個男人最初幾小時還活著,後來血流盡了,人也就凍僵了。
這便是兩個酗酒女人乾的事,一個男人為了錢把命都丟了。
這個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奧爾佳驚恐不安:“人們幹嗎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們喝醉後會幹出什麼事來。我們的丈夫在今後的年月裡還會一直喝下去,他們會死,我們都得做寡婦。”
“但婦女也喝酒,不是嗎?你們剛聽的故事說的就是你們自己,”瓦倫蒂娜說,“她們的確那樣做了,又怎麼樣。每年都有越來越多的婦女成為酒鬼。現在有許多婦女戒酒場所,而前不久全國才有一個,在默滿斯克。那時人們一聽到這個戒酒場所就毛骨悚然。現在怎麼樣了?每個像樣的城市都不只有一個,而是幾個。”
“連小孩子都酗酒,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愛麗什卡說。
她們又閒聊了幾句,哀嘆事情不盡人意,然後又提議讓娜塔莎講個故事。“只要令人高興,娜塔莎,”愛麗什卡央求道“講什麼都行,我聽剛才那個故事聽得太緊張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也與獎金有關。我會盡力使你們擺脫不愉快的感覺。”
故事之三
工程師娜塔莎講述,關於獎金和列寧塑像的故事。
在開始實行獎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學畢業,在一個工廠當了工程師。這是個老廠,有許多老傳統,也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工人,總的氣氛比多數工廠要好。但我所在的那個車間有個令人討厭的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個車間黨支部書記。他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只要有他在,工人們便不得安寧:他總是要求人們要有高度的自覺性,還憑空想出許多新的“社會主義義務”,要不就發明出許多“首創精神”,自然這些都沒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聽起來給人的印象滿深刻。我們車間總上廠報,有時還會上《真理報》。支部書記總是把這些報道剪下來加以儲存。希望以此能鋪平晉升之路。
一宣佈要發獎金,支書就開始敲詐工人這筆還沒拿到手的錢,好像給工人發的錢取自他個人的腰包一樣。一開會他總要提這件事:“國家知道,不幸的是,我們工人的自覺性並不總是高過對物質利益的關心,因此實行了獎金制。應該把這件事同缺乏自覺性聯絡起來看。”
但是,雖然他到處講他對黨所負的責任——自然,他把這種責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幹活——但他個人卻不自覺為國家著想:他個人及其全家去療養院,花的都是國家的錢;他讓我們車間的工人給他裝修房子,工作時間也不例外;有一次發工資,年輕的會計由於失誤少給了他幾塊錢,這傢伙沒完沒了地鬧了三天,可憐的姑娘差點被開除。
他開始同工人們爭吵獎金問題,每時每刻都在盯著誰偷懶了,誰遲到了,誰不服從領導了,等等。一丁點兒大的事他也得去報告領導,並慫恿他們取消某人的獎金。頭兒們也有點怕他,所以總是讓步。工人們很氣憤,車間主任也明白,支書的熱情影響了生產。但他們對此毫無辦法——這是意識形態。你只要一反駁他,他就對你發動猛烈的政治政勢,而且沒完沒了。
我們車間有個技工,是個老姑娘,名叫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戰爭年代曾在前線當過護士,受過勳,而和平時期,她的作風是大膽和獨立。支書早就想開除她,無奈車間的生產要依靠她,廠方對她評價很高。這個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見工人們討厭支書,甚至許多人開始調離我們車間,所以她決定支援工人,幫他們擺脫那個惡魔。她首先與最要好的工友達成了秘密協議,因為他們率先支援她,爾後其他人也紛紛響應,她的計劃,就是把支書搞掉。
我們廠院子裡有個小公園,公園裡有一個噴泉,周圍是椅子。尤麗婭同工友們商議,決定提一個富有“首創精神”的建議:每人都把這第一次獎金捐獻出來,塑一座列寧像來取代噴泉——以感謝黨和國家今後的每次獎金。
我們都熱烈期待著車間年會。通常宣佈開會時,工友們,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設法逃避。會議常在工作之餘召開,為了防止不自覺的的工人逃會,他們在開會期間總要把大門鎖上。但廠內還有幾個小門,女友們往往會從這些小門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隊買食品。但這次開會大家都到場了,他們都想看看尤麗婭發起的反支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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