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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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王朝中，馮道未以宰相身份出仕的只有朱全忠的後梁。

後唐滅亡後，宰相馮道繼續留任為石敬瑭之後晉的宰相。後晉因違約，在開封為契丹族的遼佔領後，他受邀成為遼的重臣。遼北歸之際，他也與之同行，但在得知劉知遠建立後漢時，他又重返中原出仕於其下。郭威推翻後漢建立後周時，馮道經過活動，又成為後周的宰相。

他前後出仕於包含遼在內的五朝八姓十一君之下。

屬吏尚可原諒，而貴為宰相者卻出仕五朝，此乃荒謬絕倫之事。此等毫無節操之徒，令人不齒。

後世史家對馮道的批判甚為嚴厲。有人甚至拿出“忠臣不仕二君”的論調，徹底批判他。

然而當時的人對馮道卻非常稱讚。他有本事壓抑武將出身、脾氣暴躁的皇帝們，在政治上引入儒教倫理，並於亂世享受天壽，被譽為時代偉人。因馮道而生活獲得改善的庶民，甚至視他如“救世主”。

批判馮道毫無節操的論點，主要基於下一個時代——宋之儒學，尤其是朱子學的觀點。

五代時期，人們還沒有“節操”這等古板的觀念。說到不仕二朝，一個王朝的平均壽命不過十年，為不過是比軍閥像樣一點的五代王朝死心塌地盡忠，豈不是一件滑稽的事？

人民深受塗炭之苦，政府應以拯救這樣的人民為當務之急才對。

據說，遼佔領開封城時，太宗耶律德光曾經有意准許部下契丹族的將兵任意掠奪，作為對部下的犒賞。馮道知道此事後，立即對太宗面奏道：“縱使如來佛在世，也無法拯救人民。現在能拯救人民的，唯皇上一人。”

結果，太宗下令禁止對人民進行掠奪。

把一個契丹族皇帝捧得高過菩薩，這也成了後世史家詰難他的原因之一。但馮道亦非妄言，能撤回許可掠奪之議的，唯有皇帝一人。

遵奉朱子學理念的忠誠之士，於亡國之際，或許會以身殉國；被敵人攻打時，也只有徹底抗戰一途。其結果是，國土自然荒廢，人民被迫在戰火中四處流離。如果每一王朝滅亡時，都重複著同樣的局面，經過五度王朝的興亡交替後，中原人民豈不是全都死光了嗎？

王朝交替之際，政治家以避免流血為首要任務——這樣的想法應該也能成立。《孟子》中有一句話：社稷為重，君為輕。

社乃土地之神，稷則為穀物之神，社安民而稷養民。人民平安而有東西吃乃至要條件；相比之下，君主的重要性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明代一個名叫李卓吾的思想家，引用《孟子》的這句話，為馮道辯護。不過，他也特別說明，馮道的行為唯有於五代那樣的混亂時期才能獲得肯定。

五代確實不是正常的時代。馮道也在他有名的自傳中作如下的敘述：

未能為君王統一天下，平定八方，此為本人最引以為憾之事，吾以未能報答天地大恩而慚愧。

被指責為恬不知恥的馮道，卻以未能統一中國而引以為憾。出仕五朝的最終目的在於統一天下，在這個目的之下，不必以一個王朝或一名君主為重——馮道似乎做如是想。

現在且把視線從中原移至地方。

中原為“五代”，而地方則為“十國”。十國指的是：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閔、南平、北漢。這十國並非同時並存，吳滅亡後成為南唐，前蜀滅亡後成為後蜀。以皇帝或王自稱的都是節度使出身的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實力者。

不得已而為帝（2）

以詩聞名的皮日休，為避開唐末之亂，似乎移往吳越之事已如前述。這個吳越即是鎮海節度使錢鏐自立的政權。錢氏政權維持八十六年，算是五代十國享國最長的政權。政權儘管維持長久，國力卻並不強。十國中最強的政權，應該是取代吳的南唐。和南北朝時代的南朝一樣，南唐以金陵（南京）為國都。

淮南節度使楊行密的政權為吳。由於他是被唐王朝封為吳王的，所以並不認為自己是自立者。加上唐的支配不及於這個地方，他因而被迫自己裁決政務，至死都使用著唐的元號。

實際上，楊行密的吳政權，實權卻掌握在徐溫及張璟等部將手中。後來，徐溫殺死競爭者張璟，立楊氏之幼子為皇帝。在冊立前，這個政權只稱王而已。

徐溫企圖以這個政權之主為皇帝，然後以禪讓的形式由自己就帝位。但在徐溫有生之年，並沒有達成這個野心。禪讓之事到徐溫養子徐知誥的時代才完成。

徐知誥原姓李，與唐皇帝同姓。他於就帝位後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