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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多次把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滸》故事。例如，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引用林沖踢翻洪教頭的故事，說明戰略退卻的作用和意義；在《矛盾論》中，引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劇《逼上梁山》，深夜給作者寫信，祝賀他們寫出了“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個主題，“恢復了歷史的面目”，使“舊劇開了新生面”。他還跟人講，《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他從梁山泊把來自各個山頭的隊伍統率起來成為一支武裝，引申出我們革命也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著重讚揚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在75年8月對《水滸》的評論，主要就著眼於它所寫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認為《水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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