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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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上層為薩摩、長州（現山口縣）藩閥盤踞、壟斷。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中的“三傑”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輕的少佐，在德國巴登巴登溫泉相遇暢談，感慨當時日本陸軍有兩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別是長州閥的專橫；其二是封閉在統帥權軀殼內，脫離了國民。因此（軍方）必須進一步與國民結合。”他們回國後，成立了陸軍大學第15期至第18期閥外少壯派軍官組織“二葉會”。在“二葉會”的影響下，陸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約10名學生成立了國策研究會，又名“星期四會”。

在刺殺張作霖不久後的1928年11月3日，鈴木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會”的第一次###，剛上任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特地出席會議，並講解《戰爭論》。在12月3日的“星期四會”第二次###時，“二葉會”的永田鐵三和東條英機等也參加了，並就滿蒙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

1929年5月19日，“二葉會”和“星期四會”的40餘名大、中、少佐級少壯派軍官聯合成立“一夕會”，其中包括關東軍參謀坂垣徵四郎大佐和石原莞爾中佐。“一夕會”是日本少壯派軍官間的橫向聯合，其中沒有一個長州籍和宇垣派的閥內軍官。

當天的###討論得出結論：“滿蒙問題用外交方式無法解決，必須以軍事實力驅逐張學良。為了使人事配置適應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陸軍省部的要職轉移”。會議決定推舉由駐北京武官調任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的建川美次少將擔任顧問。

在這群軍官的推動下，武力解決滿蒙問題逐漸成為陸軍省部主要課長和幕僚的基本信念，並於1929年由日本關東軍組成發動“滿洲事變”的陰謀集團，組織特務深入東北進行相關偵察。

這時，美國1929年至1932年“大蕭條”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剛剛爆發金融危機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擁有大量殖民地的歐洲強國，紛紛透過建立國際經濟集團來轉移和緩解經濟危機壓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經濟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計擴大對外出口，一面著重於國內調整。1929年7月上臺的濱口內閣提出對內的緊縮財政開支、產業合理化政策，和對外的穩定外匯，振興出口政策，並於1930年1月取消了黃金出口禁令。

由於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這些政策適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導致日本黃金在兩個月之內外流億日元，金融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當年，日本出口較上年減少3％，工礦業生產下跌％，國民名義收入下跌％，大米價格暴跌超過50％，蠶繭價格下跌1/3，均突破紀錄。

持久而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要引發社會危機。1930年5月的失業人數，日本官方公佈的數字達到378515名，但日本《經濟學家》雜誌推算的當年上半年失業人數為120萬至130萬，另有社會學權威估計該數字為200萬至300萬。勞資糾紛從1928年的1021起、涉及101893人，急劇上升到1930年的2289起，191805人。其中，城市的罷工等對抗行為，相應從383起、46672人，上升為906起、81329人。農村的佃農糾紛也同樣嚴重起來。從1928年的1886起，上升為2478起。許多地方出現上學帶不起米飯的“缺食兒童”和被父母賣為娼妓的“賣身姑娘”。在日本東北某農村，被賣身的青年女子甚至多達1/2，村公所竟掛起了“賣身商談所”的招牌。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又進一步促成政治危機。在城市工人發展工會和共產黨的同時，全國農民組會也成立起來，與此同時，地方和軍隊的極右翼組織、暴力組織也日益活躍。“急進愛國黨”、“愛國勤勞黨”、“日本愛國者共同鬥爭協會”、“大日本生產黨”等紛紛成立。各式各樣的右翼組織、法西斯組織，有著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主張：革新內政、改造國家、排外主義、對外擴張等等，莫衷一是。

也就在這種背景下，1930年9月，駐土耳其武官橋本欣五郎中佐回國，他勸說一些比“一夕會”成員更年輕、也更接近日本中下層社會的中低階軍官籌建新組織。與會者對“大陸問題”和“改造國家”問題的輕重緩急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1930年11月14日，同美國簽訂海軍協定，批准“倫敦海軍協定”的日本濱口首相在東京被“愛國社”刺殺，不治身亡。橋本欣五郎又組織第二次聚會，宣佈成立“櫻會”，並決定優先促進國內改革。“櫻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