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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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勃庭長實在是忍無可忍，制止道：“這扯得也太遠了。克萊曼律師，你應該很清楚，你是站在國際軍事法庭的面前，而這個法庭是審判前日本帝國的領導分子對人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萊曼卻辯解說：“如果您同意的話，我認為，弄清楚日本學生的課程問題對審理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很重要。”庭長衛勃無奈地隨口說道：“那就請繼續發問吧。”克萊曼便繼續向證人發問：“在這些學校裡，有音樂、圖畫、手工、日本歷史等課目嗎？”這個問題引來了更大的笑聲。庭長向證人說道：“證人，你不必回答這種問題。”克萊曼感覺到他精心準備的一連串所謂“問題”已經無法再繼續提下去，便垂頭喪氣地對高坐在審判臺上的法官們說：“我再也沒有問題了。”

辯護團律師的放肆行為雖然經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駁斥，但是畢竟起到了拖延審判的作用，達到了他們的某些目的。他們之所以敢於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認為，這首先是因為當時美蘇兩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柏林封鎖”的危機似乎看不到解決的前景，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被告與辯護律師都抱有幻想，以為國際陣營組合一旦發生變化，日本必然能夠受到美國的重視，而戰犯們或許還可以受到美軍重用。其次則是因為東京審判的法庭採用了英美法系中規定的“國家律師制”，律師在法庭上享有與檢察官同等的權利，而檢察官也因此被稱為“檢方律師”。

正是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辯護律師有權直接質詢證人，所以那些趾高氣揚、有恃無恐的美國律師才會無孔不入、無隙不乘地信口雌黃，甚至能從詢問證人是否犯過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問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於使檢察方面提供的證人名譽掃地，無法正常地向法庭陳述證言。這種做法不僅浪費了時間、拖延了進度，而且給了被告們以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機會，他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慷慨”而冗長地陳述，在法庭上公開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當年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種種荒謬“理論”。

梅汝璈早年留學美國攻讀法學4年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對英美法系的程式規定再熟悉不過了，被告律師的搗亂本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對於法庭上發生的情況，梅汝璈仍然憤恨難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裡，梅汝璈回國述職，他特意在國內買了一尊瓷質的大肚彌勒佛帶回日本，為的是在經過了五六個小時的庭審回到帝國飯店時，彌勒佛的笑臉能使自己的怒氣稍稍平息一點。“我就不信，孫悟空能跳出如來佛的手心。天網恢恢，正義永在！”梅汝璈常常這樣自言自語激勵自己。

6．中國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儀（1）

◆　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方手中的第一張牌，在偽滿階段的審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動。到了1946年8月，中國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張王牌，這張王牌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1945年8月，當溥儀聽到日本宣佈投降的訊息後，草草地宣讀了一個“退位詔書”。1945年8月19日，溥儀乘飛機在瀋陽降落，準備換乘日本政府為他提供的飛機逃往日本，恰好被剛剛佔領瀋陽機場的蘇聯傘兵部隊抓獲。這是極具戲劇性的一幕。隨後，溥儀被蘇軍押往蘇聯赤塔。

一個月後，溥儀等人被轉送到蘇聯伯力看守所。對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方面來說，舉證日本陰謀分裂中國的罪行，再也沒有比溥儀更有力的人選了。溥儀對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國最後王朝覆滅的見證者，又是日本軍國主義手中玩弄的傀儡。

為了進一步證明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真相，搞清偽滿等問題，國際檢察局透過蘇聯在東京法庭的檢察官，將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傳喚到庭，當面作證。

溥儀從蘇聯紅軍的俘虜營中押解到東京後，中國檢察官和國際檢察局的美國檢察人員一起，兩次找溥儀談話核實情況。當時的溥儀與電視劇中中年的溥儀比較像，一與人見面就主動握手，口稱“同志”。溥儀當時膽小，對被押解到國際法庭作證忐忑不安，特別害怕見到中國人。為了取消其顧慮，中國檢察官向溥儀說明，他是作為證人來東京的，鼓勵他大膽地、實事求是地出庭作證。

1946年8月16日，溥儀第一次出現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聞》把溥儀的出庭說成是東京審判中“一個劃時代的日子”，一個曾經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軍事審判中出庭作證，這在審判史上是空前的。溥儀的出現，在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