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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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在漆鹹道南購買的那棟樓房作抵押，向銀行貸款，以籌措“翻身”的本錢。可是他實在很背運，這筆貸款到手之後，他折騰了好幾年，生意不僅沒有起色，反而每況愈下，最後竟至無法還貸。這樣，我們一家的棲身之地——漆鹹道南的樓房，就成了銀行的財產。失去了住房的我們全家，只好以租賃的形式，住進了彌敦道三百八十三號平安大樓十三樓的一個住宅單位。這個時候，是在1958年到1959年之間，那時我十三四歲。在搬出那棟樓房的前夕，我父親又一次忽然“失蹤”。過了好多年之後，他在香港重新現身，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躲債而去了臺北。因為懂英語，他有一段時間在那裡做駐防颱灣的美國水兵的生意。那個時候，由於兩岸的軍事對峙，臺灣海峽駐紮有一支規模龐大的美國海軍隊伍，於是在臺灣便出現了一個寄生群體，他們透過把一些生活物資賣給美國人而過日子，我父親就是這個寄生群體中的一員。他把一些劣質的珍珠、水晶等賣給美國人，然後賺取他們的美元。後來大多數美國水兵撤防了，他在臺灣的生意也就沒得做了。他窮困潦倒地從臺北回到香港的時候，是1967年。他回來的時候，不僅窮得一塌糊塗，而且還帶著一身病。這次回來以後，他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家，從此與我母親廝守在一起。小時候父親在我心中的印象是模糊的，待到他回來時，我已經長大。我和弟弟都不習慣家中忽然多了他這麼個“陌生人”，我們連“爸爸”都不肯叫，還處處與他為難。

平安大樓就在廟街的旁邊，這棟建築如今不僅還存在，而且絲毫不改舊貌。眾所周知，廟街是一個市井味很濃之地，三教九流，黑道白道，無所不有。如今這棟平安大樓的周邊，仍是風水師與算命看相者的擺檔謀食之所。最近出於懷舊的心理，我在某個晚上曾在這裡轉悠良久，發現有不少人正在神秘兮兮地給人看地理、觀手相，算生辰八字、陰陽五行，秘授趨吉避凶之道；還有一些草根民眾在街邊昏黃的路燈下面閒坐清談，打撲克、下象棋。這情景與當年相差並不很大。只不過從前在這棟大樓附近有許多低檔的飯攤，如今它們已蕩然無存……

從漆鹹道南的樓房搬到平安大樓，讓我們一家有一種從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覺。原先那層樓房，面積超過兩百平方米，總共有四五間大房間，我們一家住在裡面，是相當寬綽的。而平安大樓樓高共十八層，每層有十戶人家。我們家住在十三層，房子的面積只有五十多平方米。這麼小的地方，要容下我們一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在我們最初搬進平安大樓的時候，父親已“失蹤”，大哥在美國，二哥在臺灣，四姐在日本，留在香港的只有母親、五哥、六哥、七哥、我和弟弟六人。五哥當時還沒有到加拿大留學，在山頂警署中任翻譯，不住在家裡。儘管如此，我們五個人住在這麼一間小住宅中仍顯擁擠。

平安大樓（2）

如果說，這間住宅原先還能勉強容下我們幾個人的話，1960年二哥從臺灣回來之後，問題就很大了。前文已經說過，二哥原在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讀書，畢業後曾一度留在臺北工作。其後他離開臺灣，回香港發展，因此他回來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帶著二嫂與三個孩子一起回。可是他剛回來時，並沒有立刻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他們一家也沒有棲身之地，只好都和我們住在一起。這樣一間小小的住宅，一下子又多了五口人，擠逼可知。為了安置下這麼多的人口，母親只好請人把房子隔成了四個鳥巢一般大的房間：二哥夫婦住一間，他們的三個孩子住一間，別的哥哥住一間，母親自住一間。母親因為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安置我和弟弟，便在客廳裡安了一張架床，讓我們分睡上下鋪。

父親經營失敗，特別是失蹤之後，我們家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自然很快就陷入了貧困。說實話，因為當時年紀太小，我始終沒有弄清楚，作為一位純粹的家庭婦女的母親，是如何把這相當艱難的一頭家支撐起來的。後來讀了二哥的最後一本自選集《校園與塵世》，才知道了一些端倪。他在收入書中的一篇散文《我的父親母親》中寫道：

她向孃姨借了些錢，她們日日追上門來又嚷又罵。弟弟們還小，幫不上忙；兩個大弟弟，一個在政府任職翻譯，一個在赤柱航海學校教書，月入不多；而我們年長的兩個全去了外地。那時每次從臺北回家見到母親，她都是暗黑眼袋、睡眠不足的樣子。窘困日子直到我唯一的妹妹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開始寄錢回家才告一段落。

姐姐有錢寄回補貼家用，是因為她大學畢業後嫁給了我姐夫趙純——一位成功的旅日企業家。她當時寄回來的錢，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