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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
房兵曹胡馬
房兵曹胡馬
杜甫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注家一般認為作於開元二十八年(740)或二十九年,正值詩人漫遊齊趙,飛鷹走狗,裘馬清狂的一段時期。詩的風格超邁遒勁,凜凜有生氣,反映了青年杜甫銳於進取的精神。
詩分前後兩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寫馬,是實寫。詩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傳神之筆為我們描畫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馬”。它來自大宛(漢代西域的國名,素以產“汗血馬”著稱),自然非凡馬可比。接著,對馬作了形象的刻畫。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第一為“氣韻生動”,第二即是“骨法用筆”,這是作為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提出來的。所謂“骨法”,就是要寫出物件的風度、氣格。杜甫寫馬的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稜,勾勒出神峻的輪廓。接著寫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銳利勁挺,這也是良馬的一個特徵。至此,駿馬的昂藏不凡已躍然紙上了,我們似見其咴咴噴氣、躍躍欲試的情狀,下面順勢寫其四蹄騰空、凌厲賓士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兩個動詞極其傳神。前者寫雙耳直豎,有一種挺拔的力度;後者不寫四蹄生風,而寫風入四蹄,別具神韻。從騎者的感受說,當其風馳電掣之時,好象馬是不動的,兩旁的景物飛速後閃,風也向蹄間呼嘯而入。詩人刻畫細緻,維妙逼真。頷聯兩句以“二二一”的節奏,突出每句的最後一字:“峻”寫馬的氣概,“輕”寫它的疾馳,都顯示出詩人的匠心。這一部分寫馬的風骨,用的是大筆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細節一概略去,只寫其骨相、雙耳和賓士之態,因為這三者最能體現馬的特色。正如張彥遠評畫所云:“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歷代名畫記》)這就是所謂“寫意傳神”。
詩的前四句寫馬的外形動態,後四句轉寫馬的品格,用虛寫手法,由詠物轉入了抒情。頸聯承上奔馬而來,寫它縱橫馳騁,歷塊過都,有著無窮廣闊的活動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險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賴。這裡看似寫馬,實是寫人,這難道不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勇敢的將士、俠義的豪傑的形象嗎?尾聯先用“驍騰有如此”總挽上文,對馬作概括,最後宕開一句:“萬里可橫行”,包含著無盡的期望和抱負,將意境開拓得非常深遠。這一聯收得攏,也放得開,它既是寫馬馳騁萬里,也是期望房兵曹為國立功,更是詩人自己志向的寫照。盛唐時代國力的強盛,疆土的開拓,激發了民眾的豪情,書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業,封侯萬里。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駿馬來表現確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和後期杜甫透過對病馬的悲憫來表現憂國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語。
南朝宋人宗炳的《畫山水序》認為透過寫形傳神而達於“暢神”的道理。如果一個藝術形象不能“暢神”,即傳達作者的情志,那麼再酷肖也是無生命的。杜甫此詩將狀物和抒情結合得自然無間。在寫馬中也寫人,寫人又離不開寫馬,這樣一方面賦予馬以活的靈魂,用人的精神進一步將馬寫活;另一方面寫人有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現。前人講“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履園談詩》),這個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黃寶華)
畫鷹
畫鷹
杜甫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
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畫上題詩,是我國繪畫藝術特有的一種民族風格。古代文人畫家,為了闡發畫意,寄託感慨,往往於作品完成以後,在畫面上題詩,收到了詩情畫意相得益彰的效果。為畫題詩自唐代始,但當時只是以詩讚畫,真正把詩題在畫上,是宋代以後的事。不過,唐代詩人的題畫詩,對後世畫上題詩產生了極大影響。其中,杜甫的題畫詩數量之多與影響之大,終唐之世未有出其右者。
這首題畫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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