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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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歐化”之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頗為被動的“開國”。當時亞洲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很自閉，完全不知道西方諸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直到被堅船大炮叩開國門才意識到自己閉目塞聽的時間太久了，已遠遠落在了世界後面。日本在被西方國家開啟國門之後就感受到他們在各個方面施加的壓力，“開國”為日本帶來的不只有軍事上的憂慮，還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轉型的挑戰。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在西方國家開啟日本國門和亞洲其他國家國門之後，如何應對西方國家的挑戰是亞洲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亞洲國家被迫向世界開啟國門，要麼滅亡，要麼“歐化”。“歐化”的過程充滿著“血與火”，對不約而同地積極實行“歐化”的中國和日本來說，“歐化並非本意乃不得已而為之”。

而即使本非自願，亞洲國家也不能迴避想發展就必須“歐化”的殘酷事實，實際上“歐化”也絕非一件壞事，日本在“歐化”後沒多久，就嚐到了它的甜頭。在今天看來，“歐化”是中日兩國迅速縮短和發達國家距離的一條捷徑，從學技術，翻譯西書到學制度，嘗試改革，中國和日本都越來越大膽地汲取西學精華，西學的風氣也從少數知識分子、國家大臣那裡，直刮到了普通百姓身邊。日本在實踐“歐化”的過程中愈發感到“歐化”對強國強民的重要意義，後來的日本人甚至稱佩裡為“開國恩人”，為他建銅像，修紀念館。

由於各國家的背景都不相同，同是“歐化”，其手段、進展、結果也就都不相同。就拿中國和日本來說，兩國雖然相鄰、遭遇相當，亦同屬東亞文化圈，有類似的文化背景，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二者的“歐化”結果截然不同。日本的文化結構較中國開放不少，可以做到來者不拒，中國則不然，沿襲了數千年之久的封建體制讓它不能完全敞開胸懷接受西學。日本可以毫不顧忌地學習外來文化的全部內容，從科學技術到思想制度，然後迅速消化吸收，中國則必要考慮保護腐朽而龐大的國家制度，有選擇地、小心翼翼地學習西學。雖說對待外來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往往被果斷“去”掉的，正是西學精華所在。

判斷一個國家“歐化”成功與否的標準就體現在文化結構的變化上，文化結構的轉型是“歐化”的重點，而衡量一個國家文化結構的變化又有幾個標準。首先是觀察知識文化傳播者的人格變化，這些人雖然是國家中的“小眾”，卻多是一個時代文化風潮的引領者，他們思想和人格的變化能夠帶動整個國家文化思想發生轉變。其次，文化的轉型總是會帶來傳播媒介的變化，如果傳播媒介沒有變動，文化轉型就稱不上徹底。最後就是文化轉型的核心內容——教育體制的改革，當文化結構的各要素髮展變化到一定程度之後教育的改革才能夠實現。

充當“歐化”過程中生力軍的是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敢為人先的勇氣，能敏銳地體察時代的變化，又都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自覺擔起振興國家的重任。在日本近代“歐化”程序中一展身手的社會團體有三種，他們依次是知識分子、工業管理者、政府要員。其中屬知識分子的影響最難評定，他們的成就不像工業管理者和政府要員的那般顯而易見，卻又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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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歐化”與“反歐化”（2）

目前為世界公認的知識分子定義出自西方學術界，中國近代國學研究專家餘時英先生曾對其加以總結概括，認為知識分子必須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但他又不能完全將自己陷入專業之內，一心一意做學問，他要有社會良心，有一定的使命感、責任感，他應該以一種超越一己之私利的心情關注著國家、社會、世界的變化。他可以是藝術家、科學家，也可以是教師，是新聞工作者，但如果他的心思只侷限於個人專業，那他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明確了知識分子的定義，便可進一步探究現代知識分子。

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原有“知識分子”定義的基礎上新增了兩個條件闡述現代知識分子的形成，即“兩種解放”。在丸山真男看來，現代知識分子首先要解除身份制度加於己身的束縛，然後再擺脫正統世界觀賦予他們的任務，他們應該是自由的，獨立的。而與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相呼應，必要有能讓大家暢所欲言的言論環境，這也是造就現代知識分子所必需的客觀條件。但歸根結底，不管他們要頌揚政府，還是抨擊時政，不管他們是為官方說話，還是為百姓發言，都必須謹守自由獨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