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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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接受法國教育，然後在他們年滿18歲時，由他們根據法國法律選擇國籍。孩子們一旦加入法國籍後，他們堂而皇之地混跡於法國社會，甚至可以將其父母接到巴黎。由此，蛇頭從非法移民的青少年家長處獲得暴利。這種非法移民既反映法國目前立法的漏洞，也說明蛇頭越來越猖獗，為了賺錢已把魔爪伸向無辜的青少年。可見，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法國警察不懂中文，出於那種防範的心理，有時執法過寬，殃及無辜旅客，從而在我國網民中搞得沸沸揚揚。在使館期間，我們經常向法警察介紹中國情況，希望他們認識到非法移民僅是極少數。最近，我國政府又在駐法大使館內增設了警務聯絡官。我相信，隨著中國公民對西方社會認識的提高和中法兩國警務合作的加強，個別非法移民是不會干擾中法友好大局的。

誠然，打擊非法移民固然重要，尊重法國老百姓生活習慣也同樣重要。華人華僑在帶動法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若處理不好與當地居民關係也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甚至緊張。如，2003年5月，巴黎11區區長喬治·薩爾（Georges　SARRE）帶領全體區政府公務員*，抗議部分華僑的服裝業壟斷社群，造成街區商業單一化，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原來，在11區有一條近30年曆史的服裝街，最初是以猶太人經營服裝為主。15年前，東南亞華僑華人在此安家立業。到1993年，猶太人和華僑經營的服裝批發店已達到100多家，並逐漸形成了法國著名的服裝批發中心。10年來，越來越多華僑服裝批發商進駐本區，華商的店鋪由原來的10餘家發展到350多家，而猶太人和寮國華僑經營的服裝批發店由原來的100多家降到現在的40—50家，只佔總量的10％左右。大量華僑的湧入，給11區服裝街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問題。首先是車水馬龍，運貨車常常阻礙交通。工人亂丟紙箱和垃圾，週末做工噪音大擾民。其次是傳統的咖啡吧、麵包房、花店、藥房行業店鋪無人問津，生意受到很大影響，不得不改弦更張，賣了店鋪到其他地方經營。更有甚者，由於服裝街效應，更多的華僑想進入，以至於高價盤下那些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夫妻老婆店，影響了當地居民的生活。

華僑華人對法國社會的貢獻（3）

為了表示對華商的不滿，區長帶頭*，這個故事聽起來很可笑，但發人深省。我記得吳建民大使和後來的趙進軍大使都曾明確指示使館領事部要多做華商的工作，教育他們遵紀守法，特別是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與他們處好關係。我以為兩位大使所言極對，華僑在法國發展，不能“反客為主”，妨礙法國百姓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引起不必要的關係緊張。後來，我聽說華僑們開了會，與區長對了話，對服裝街做了調整，從而得到當地居民的諒解。這件事說明，要融入法國社會並不是句空話，除了要遵紀守法外，還要尊重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接受，而不是反感，如此才能長治久安，共同發展。

震撼法國社會的中國在法文化年（1）

我與文化年活動結緣

2004年10月11日晚，在浦江彼岸燈火通明的上海會議中心上海人民政府歡迎宴會上，我與希拉剋總統及其愛麗捨宮班底的主要顧問及法各界朋友別後重逢。是晚，東方明珠塔披掛成法蘭西紅、白、藍三色，就如同2004年元月胡主席訪法時埃菲爾鐵塔為偉大的中國映紅一樣。而就在前夜，古老的紫禁城內雅爾浪漫的鐳射音樂與中國抒情的民樂水乳交融，象徵中華文明的正陽門在優雅的音樂聲中變成紅、白、藍三色。我與總統政治顧問莫諾德、外交顧問莫里斯、總統府發言人博納豐、總統典禮官布達德大使等宴會同席，中國文化年在法的圓滿結束和法國文化年在華隆重推出成為我們宴會上的共同話題。與這些權傾一國的總統顧問在一起，談論我們在巴黎熟悉的生活，一種參與歷史和譜寫歷史的神聖感油然而生。我想，文化年如同是朋友間的一場友好對話，在上海我們又得以繼續在巴黎的同一話題。悠揚的民樂、熟悉的面孔、共同的語言，我又覺得中法文化年更像一出晚會，巴黎是上半場，上海是下半場，不同的是分成了中文和法文兩個版本。

作為外交官，我非常榮幸地參與了中國在法文化年的開幕式和胡主席訪法、香榭麗舍大街春節大*等所有重要活動。2004年7月，作為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國事務顧問，我又專門飛回巴黎，參加了中國文化年閉幕式活動和上海在杜勒伊（又譯都日麗）公園的上海日活動。可以說，我見證了中國在法文化年的全過程。回想起文化年的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