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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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還是珍珠，在學問上並無先天的區別。只有靠小心“提煉”得出的東西，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準確的知識”。

１月１０日，李濟、袁復禮回到北京，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了歡迎他們的茶話會。清華大學教務長梅貽琦與國學院全體師生出席會議，聽取了李、袁兩人所作的報告，群情振奮，欣喜逾常。據戴家祥回憶：“那次歡迎會，李（濟）老師首先說明……這次發掘不是亂挖的，而是嚴格地一層層挖下去。袁先生接著說，我同李先生從某地尋到某地，我敢同他賭咒：如果能在這裡找到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話，我決不相信。後來到了西陰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認輸。”歡迎會上有如下場面：助教王庸端著一盒子遺物上來，其中有被割裂過的半個蠶繭。同學都伸長了脖子看。有人說我不相信年代那麼久還是這樣白（實際是用棉襯著）；有人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麼工具割它？靜安先生說，那時候未始沒有金屬工具。（他）同時提到加拿大人明義士的話說：“牛骨、龜骨是用耗子牙齒刻的。”李老師拿出一塊彷彿石英一樣的石片，說這種石頭是可以刻［割］的……戴家祥：《致李光謨的一封信》，載李光謨、李寧編，《李濟學術隨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頁。李濟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正式發掘報告中，也寫道：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麼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李濟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８頁。西陰村發掘，擴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佈的版圖，但李濟對安氏的“彩陶文化西來說”表示謹慎的懷疑：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有得著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確發源於西方。這句話根據在一個極緊要的觀察，到現在這個觀察還沒有得到相當的解釋。比較各處帶彩的陶片的做工及厚薄，中亞及近東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比較西陰村與地質調查所陳列的甘肅的仰韶期出品，那西陰村的出品又細緻的多。換一句話，西陰村的陶人等到陶業發達到很高的程度方著手於加彩的實驗，甘肅的陶人卻在陶業尚粗糙的時候就加彩了。我們也可以說這就是甘肅先有帶彩陶器的證據。這種解釋也與那西方起源說暗合。不過我們還不知道那甘肅的做工是否到過西陰村最高的境界，那甘肅不帶彩的陶器的種類是否有西陰村的多。這兩點要沒有研究明白，那帶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動的方向，我們不能斷定。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李濟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１頁。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標誌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歷史地位。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1）

第一節　國學院的*雲散

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那時的清華園，學術空氣濃厚，學人氣象恢宏，即使學術見解相左，也都出於公心大義。“五位導師”，坦坦蕩蕩，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然而，好景不長……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農曆五月初三），是清華放暑假後的第二天，王國維僱一輛洋車前往頤和園。他匆匆掠過身邊景物，徑往佛香閣附近的魚藻軒，兀坐在石階前，點燃紙菸，陷入沉思，很快扔下菸蒂，踱到昆明湖邊，縱身躍入水裡……

待人救起，王國維即已氣絕。法警驗屍時，從衣袋中找到四元四角銀洋，還有一份前一天草擬的遺囑，文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句子。入殮之後，停靈於清華南邊的剛秉廟。到場送殯的，除了親屬和研究院部分學生，還有梅貽琦、陳寅恪、梁漱溟、吳宓、陳達、馬衡、容庚等學者。陳寅恪向王國維遺體告別，行三跪九叩大禮。他輓詞中寫道：“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王國維的死因，李濟傾向陳寅恪的“殉文化說”，更為明確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