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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以及設在日本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等等。還有一些所謂的學術團體,如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日本東亞文化協會等等,專門在華從事文物掠奪和破壞的所謂“研究”。

從清末開始,日本人就有計劃在中國境內進行盜掘活動,成批有雙徵身份的日本考古專家、歷史學者進入中國,在學術研究的旗號下,對中國境內,特別是東北境內的古墓古遺址進行盜掘。

其中有兩個時間節點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後中國東北地區成了日本盜墓賊的樂園;後者暴發了“盧溝橋事件”、國都南京淪陷,此後,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所有被佔領區都能見到日籍盜墓賊的身影,中國成是日本盜墓賊的天堂。

他們在行盜時,手段和名義很多。或以“探險”為名,如大谷中國探險隊,或以“學術考察”為名,如鳥居龍藏在中國境內的活動,或以中日“聯合考察”為名,1927年濱田耕作等人在中國旅大地區的盜掘活動,或以“旅行”為名,如由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帶隊分別帶領的三個日本“學術旅行隊”,在江浙地區的盜掘活動……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義,在中國境內進行公開盜掘活動。如1935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調查”遼慶陵。1938年,“奉天國立中央博物館”館長三宅悅宗、齋藤武一帶領“考古隊”,盜掘撫順遼金時代土城遺址;由帝國東京大學等高等學術機構,以東亞考古學會名義派出的各種“考古隊”在中國境內的盜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拿中國活人作毒菌試驗、進行**解剖一樣,日本人也把中國的古墓古蹟當作他們的考古實驗物件和教學實習基地。他們在中國的盜掘活動,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專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關野貞、竹島卓一、池內宏、田村實造、小林行雄、鳥山喜一、三上次男、駒進和愛、黑田源次、鳥村孝三郎、齋藤武一、田中堯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國境內盜掘的經歷。

日本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盜,想怎麼挖就怎麼挖;能盜多少就盜多少,連墓中隨葬的果子、點心都要盜走,是國際大丑聞。有日本學者後來公開辨稱,他們在華行為是科學的考古活動。試想,如果中國學者到日本,你們能允許他們這麼“隨便挖”麼!

1972年,新疆考古專家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編號為72tam225的墓葬發現了一幅絹繪伏羲女媧精美畫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

上半部哪去了?後來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內呢。原來,當年日本人在西域盜掘時,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頭像的上半部。

這樣的例子很多,位於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國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館”之美譽,1988年被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榮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盜過,後來共和國的考古工作者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仍發現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當年是科學考古,是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事情的。

從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日本人在中國的盜墓活動到了瘋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國列強造成的破壞要嚴重多倍,活動次數亦最多,像孫殿英這樣的中國本土盜墓大賊都不敢明目張膽,都有所顧忌,日本盜墓賊卻肆無忌憚,近乎瘋狂。

結合自己知道的這些事情,馬錚相信松本信廣沒有說謊,一方面是因為松本信廣現在已經沒有了退路,在丟失了這批黃金文物之後,日本政府肯定不會饒了他,就算是他有錢,也不可能賠得起這麼大的一筆錢。況且此次還使得一位大將成為了俘虜,如果松本信廣現在敢出現在日本,恐怕一上岸就會被大本營給抓起來。

因此馬錚相信松本信廣不會欺騙自己,其次就是馬錚自己對這個金百合組織和金百合計劃也不是一無所知,除了度娘以外,馬錚當年還有幸接觸了一些秘密檔案,裡面就多次提到了這個組織和這個計劃。

戰後人們對於二戰日本存在很多懷疑,首先懷疑是日本的軍政首腦裕仁以及整個皇室可以逃脫神聖正義的審判,而且還能保住天皇的位置,堂而皇之地成為日本的國民象徵,這是其一。

其二,日本投降後為何沒有被進行戰爭賠款,即便是中國、朝鮮等受害國以德報怨不追究日本,但是最起碼那些被日本搶去的財物藝術品也應該追討回來,但是事實上這些東西都沒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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