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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森巴德後屋的會議室裡,每逢開會,會議的用燈是一盞昏暗的煤氣燈。“我們集會時……是個什麼樣子?可怕,軍短褲,染過的外衣,戴得發亮的、五花八門的帽子,腳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
在那些日子裡,這是顯赫的象徵,證明他屬於人民。
“我們總是那麼幾個人……首先是兄弟般的問候;之後,大家便報告說,各地的‘種子’已經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們便問,我們是否也可作同一彙報。我們常常強調要以一個單位行動。活動費一般僅有5個馬克,而一次活動竟達17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終說服了委員會用召開較大型會議的辦法增加黨員人數。在兵營裡,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機,親自打出了邀請人們參加首次會議的請帖;他還用手寫。在首次會議的當晚,7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7人,原來的7人。”
希特勒改變了戰術。請帖是油印的;這次,來了幾個人。慢慢地,赴會人數從11人增至13人,最後達到34人。
會議的捐款被用作廣告費。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佈於10月16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地下室裡召開群眾大會。
如果到會人數如前,這次的費用恐怕已使工人黨破產。哈爾雷很悲觀,但希特勒堅持說,會有許多人來的;到下午7時,煙霧瀰漫的室內已集合了77人。對當晚之主要演講人是如何接待的,現已無案可查;但我們知道,幾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臺上的、粗糙的講經臺上時,聽眾如同“觸電一般”他原定發言20分鐘,可一講就是半個鐘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辭,有如流水,從他口中噴射出來。他失去控制,大動感情;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坐時,已是滿臉汗水了。他雖然精氣力盡,卻滿心歡喜,“先前我只內心感覺到的、卻又無法試驗的東西,現在被證實了:我能演說!”
這不僅是他生涯中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黨”的轉折點。熱情的聽眾當場捐贈了300馬克;現在,他們有錢刊登更多的廣告和印刷標語口號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眾大會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在埃伯爾布勞啤酒廳舉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學生,小店主和軍官)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人共有4人;入場券每張50個芬尼——這是當地政治活動中的一件新鮮事物。吸引眾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講演至中途,一些鄉巴佬開始高聲怪叫,擾亂會場。幸好希特勒早與軍隊內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幾分鐘,擾亂分子“便抱著流血的腦袋,滾下樓去。”
會議的中斷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講演結束時,他強令大家起來反抗。“德國的慘境必須用德國的鋼鐵打破。那樣的時刻必然到來。”
希特勒再次令聽眾傾倒。他演講時用的是原色聲,感情又奔放,這就使他與專講理論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個在場的警察,在蔑視希特勒是個商人後報告說,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將成為一個“職業的講演宣傳家”他的呼籲是他的肺腑之言——愛祖國,憎恨帶來1918年失敗的猶太人。這種講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戰壕語言,使老兵們認識到,他也曾分享過機關槍、鐵絲網和骯髒的民主,能體現前線的、神聖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兩星期,另一次熱烈的群眾大會又召開了,參加人數達到170。12月10日,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大的酒館——“德意志帝國”酒館。儘管曾宣佈大廳內有暖氣,群眾還是紛紛離場。這時,幾位委員便說,會議開得太勤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展開了。希特勒爭辯說,在一個有70萬居民的城市裡,別說兩星期開會一次,就是每週10次也開得起。他說,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勝利遲早必然到來。他的堅持果然得到了報答。群眾大會的新址坐落在達豪埃大街,靠近兵營。開會時,士兵們蜂擁而來,使參加人數突破了200。
希特勒的飛黃騰達,使其他委員深感不安。他們反對他那火山爆發式的、輕鬆活潑的風格。另外,由於吸引了大量粗魯的軍人,他正在改變整個組織的面貌。他們害怕黨被毀滅。德萊克斯勒雖然也同樣憂慮,但他堅信,希特勒是黨的希望。在他的支援下,希特勒當上了黨的宣傳部門負責人。提拔後的希特勒,對黨務之低效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沒有辦公室和裝置,黨怎樣辦公?他親自動手,在他被介紹入黨的地方斯特納卡找了一間辦公室。這間房子很小,做過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馬克;房東將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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