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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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7）

其實，在“打虎”運動初期，就已經出現了鬥爭手段逐漸升級的現象，有些顯然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許可範圍。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報告說：“單純採用鬥爭大會來強攻硬打，結果發生了偏差，如546工廠（原70兵工廠）在一些群眾會上提出21個老虎物件，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人；有的單位並曾發生打、罵、罰跪、脫了衣服挨凍等錯誤辦法。”而據華東局1月23日的報告：截止1月21日，“貪汙分子自殺身死者四人，自殺未死者六人，神經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軍區黨委的一個指示，明確表示“不準打人、捆人，不得有辱罵及侮辱人格的行為”。這說明，當時“逼、供、信”和偷用私刑等問題已相當嚴重。

由於上級組織一再施壓，各地的“打虎”活動高潮迭起。急於求成，只重數字，不重證據，使得對一些“老虎”的定案，近乎兒戲。在廣東省，人們白天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明查暗訪，尋找“虎蹤”；晚上挑燈夜戰，分析“虎情”，確定“虎案”。一時四方雲擾，殆無虛日。華南分局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由於證據不足，定案匆忙，使得運動出現偏差。“如東江區的運輸公司，二天內定了老虎47只，其方法是一人提意見，全體舉手透過。這些情況，各地委多已糾正。其次，計算貪汙的時間、方法、界線亦有偏差，如興梅地委三反辦公室認為，有一個機關原有40多人，解散時領瞭如數的聚餐費，當時分配到各機關去的有30多人，留下的僅10人。他們把這筆款大吃大喝三天，是屬浮報名額，主管人應作貪汙論處。西江地委把解放前銀行的舊人員，利用國民黨規例名義，領取‘遣散費’、‘年終獎金’、‘借薪’，作為集團貪汙案處理（已去電糾正）。”

但這只是九牛一毛。據廣東省3月初統計，全省有90％的“老虎”沒有定案，翻供的很多。財經、政法、文教系統和各區的1505只“老虎”中，有306人翻案。自殺人數也在直線激增，至3月7日，全省已發生69起，死了39人。另據統計，僅廣州市委系統，就有33人自殺，省府直屬機關7人，華南財委直屬機關2人，華南軍區各部隊14人，華南分局直屬機關3人，“自殺原因，畏罪35人，牽涉政治問題12人，偽裝自殺4人，被眾人恐嚇或被逼供2人”。

江蘇省進入“打虎”高潮後，為了完成任務，各地已不是一隻一隻地打，而是一窩一窩地打。一些地方還結合實際，總結研究出許多“打虎”戰術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尋找虎蹤”、“聯合作戰”、“內外兜剿”、“調虎離山”、“以虎制虎”、“專案專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組織輪流鬥爭，不讓審查物件休息，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縣一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辦法，在全單位113人中打出了53只“老虎”。太倉縣稅務局一下子打出了30多隻“老虎”，逼死了3人。一些“打虎”隊員認為：“追贓沒有打虎痛快”，“越追贓，翻供越厲害，還是交給我們繼續打，看他翻供不翻供？”

截止到1952年3月31日，整個蘇南區共打出“老虎”5181人，但後來定案的“大老虎”只有90人，尚未定案的“大老虎”卻達939人之多；中小“老虎”中，定案的486人，未定案則更多，達3668人。蘇北區也出現了把小量貪汙打成“小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的情況，據估計“大致佔老虎總數的20％至30％”。鎮江市揭發出貪汙億元以上的“大老虎”39人，後來僅1人定案。自殺、逃跑事件各縣都有發生。據蘇北區委1952年6月統計，“打虎”追贓中自殺死亡39人，逃跑33人。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8）

在揚州市，“火藥味較濃烈，一些單位的打虎隊，採取車輪戰術，對貪汙或懷疑物件，施以罰站、罰跪、刮鼻子、加手銬、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認罪。”

在南京市，“一時戴高帽子、掛牌、亂打亂綁亂罰跪、生追硬逼成為普遍現象。如下關銀行辦事處‘輪番轟炸’八晝夜，迫使審查物件‘承認’貪汙60億鉅款。”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南京市自殺者26人，其中12人自殺未遂，還有八人的家屬自殺。

由於“老虎”的數字來自上級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層層加碼的結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嚴重脫離實際。同中國曆次群眾性政治運動都會出現的情況一樣，此舉更是給那些奸佞小人打擊報復、誣陷栽贓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