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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缺乏判斷力。槍斃宋德貴是黨組集體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處死刑,又是經國務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會聽那種反映呢?那天對你的批評可能過嚴了些,你有什麼想法呢?我說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我不該聽這樣的反映,更不該沒有仔細想一想就去向您報告,干擾了您,干擾了黨組,我應該檢討,接受教訓。可是我又想過,如果今後再遇到這種人命關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斷該不該反映的,我想還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對,挨頓批評,再嚴厲也不要緊。萬一該反映我沒有反映造成損失,就成了大錯了。不知道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羅部長沉思了一會兒說,你講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後要多讀點書,加強鍛鍊,使自己成熟起來。人就是在處理各種複雜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來的。看來羅部長是諒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這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當時,羅瑞卿還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長,也親自指導了北京市公安局“三反”鬥爭的開展。

北京市公安局“三反”運動開展的最大特點是群眾動員廣泛、深入,有的單位開會時,臨時選舉會議主席,會議記錄也要當眾宣讀透過;有的單位會議發言時,一舉手就是二十多人,非常踴躍。有的群眾說:“憋了兩年多的話,今天可以說出來了。”大家撕破情面,短兵相接,運動發展到高潮時,甚至出現了兒子檢舉父親、妻子揭發丈夫、弟弟檢舉姐姐的情況。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市公安局內部檢舉揭發出來的案件有1067件。

從北京市公安局查辦出來的“三害”問題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六類人員身上:一是偵緝外勤人員,主要問題是假報開支,以少報多,私拿公家財物,假公濟私。二是刑警,主要問題是勒索事主,領贓受賄,勾結小偷,坐地分贓。三是司法看守人員,主要問題是勒索和侵吞犯人財物,敲詐犯人家屬,受賄。四是派出所民警,主要問題是敲詐勒索,賒欠不還,數量雖然不多,但性質惡劣,影響廣泛。五是行政後勤人員,在汽車司機中幾乎百分之百的偷汽油、盜賣零件,採買人員“吃回扣”現象也比較普遍。六是浪費現象多發生在領導幹部身上,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公安局自1949年組建至“三反”運動開始,僅招待費一項就達5000多萬元,機關生產方面因經驗不足、管理不善,損失8億多元。

截至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貪汙腐化分子2552人,佔參加運動人數的24%。其中,貪汙百萬元以下的1884人,佔交代問題總人數的74%;貪汙百萬元以上千萬元以下的482人,佔19%;貪汙千萬元以上的186人,佔7%。

和黨政機關一樣,全軍各大軍區和志願軍各兵團也普遍開展了“三反”運動,其重點是團以上機關和後勤機關。運動進行的方式一般是先機關後連隊,先幹部後戰士。連隊以反浪費、反偷竊為主。

“三反”運動是在抗美援朝戰爭基本結束之後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使剛剛結束內戰的新中國再次進入戰時狀態。面對強悍的美軍和聯合國軍,新中國必須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戰爭,這不能不給國家的財政經濟帶來沉重影響。據統計,1950年國防費用達到28億元人民幣,佔當年財政總收入的。要贏得這樣一場正義戰爭的勝利,不僅需要強勁的人力資源,更需要充足的物力資源給予保障。本來就處於百廢待興、經濟困頓的新中國,怎樣才能為戰爭前線提供贏得勝利的物資保障呢?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研究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發展趨勢及對策。會議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的方針,確定在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作為增產節約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對全軍部隊進行統一整編,全國兵員從610萬人減少至465萬。“三反”運動開始時,全軍各部隊正在進行整編。如何處理軍隊整編與“三反”運動的關係?最初,毛澤東指示“必須將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整編工作結合進行”。很快,毛澤東就發現,有些部隊“被整編一事所吸引,生怕發動這個鬥爭妨礙整編”。為了不致使被整編的人員帶著“三害”問題轉業到地方,毛澤東果斷決定“如因三反斗爭妨礙了整編工作,則寧可稍為推遲若干天(例如半個月)去完成整編”,隨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以全力進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編,全軍不許有一人例外。”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務將一切貪汙分子追出而後止”(16)

對於軍隊的“三反”運動,毛澤東始終給予高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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