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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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覺生兄所言甚是，我軍務部每日督管之軍務繁重，一般自各地傳來之戰報也許等待一段時間方能得到處理，說來昨日漢口劉家廟之失，軍務部當真應該負起責任來。我在這裡代軍務部給各位道歉，其實前幾日已經有漢口民軍將領反應張景良有問題，只不過我等一來顧慮臨陣換將乃是兵家大忌，二來當時沒有證據。軍政府乃革命之政府、民主之政府，自然不能因一些人或者某幾個人的一言便認定其他人有罪，這才耽誤了戰敗，白白令漢口千餘同志為我革命盡忠！伯夔在這裡再一次向各位告罪，以黃先生之品德、才能而掌握湖北軍政府之軍務，定能擊潰來犯之敵，保我三鎮、我軍政府，乃至整個湖北之穩！因此，我提議由先生就任軍務總司令，統御三鎮之軍務！”

果然不出他所料，這蔣翊武一開口應了他心中所想，他果然是附和那居正之言，更令他憤怒的是，由他開了一個頭之後，原本還隱隱能夠保持鐵板一塊的共進會陣營頓時多了不少的應和聲，孫武心中一一將應和之人記了下來，發現竟然跟蔣翊武一樣，大都是原文學社出身的，心裡不免對他們怨氣更甚。

這事其實真要說起來還真是麻煩。

在如今的武昌三鎮，誰人不知有三位年輕人都是策動武昌起義的重要角色，對於建立湖北軍政府厥功極偉。那就是如今名震全國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由於他們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當，而且又都是武昌起義的風雲人物，故人們稱他們為“首義三武”。

武昌起義前後，共同的革命志向將“三武”彙集在一起，他們一起組織革命團體，一起為革命奔走呼號，他們為武昌起義的爆發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革命隊伍內部隨之出現分化，曾一起並肩戰鬥的辛亥“三武”也開始互相傾軋，鬧得水火不相容，以致被革命的反對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悲劇。

首義“三武”的矛盾與糾葛，主要圍繞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是文學社與共進會合並後的權力分配造成的衝突，一是對待黎元洪、準確說是黎元洪所代表的立憲派的態度問題帶來的矛盾衝突。

武昌起義前夕，湖北地區的兩大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雖然政治目標一致，但一直存在著門戶之見。隨著起義時機的成熟，為了統一革命組織，壯大革命力量，革命黨人提出了兩團體聯合建議。圍繞著這一聯合問題，孫武和蔣翊武之間出現了“二武”爭雄的局面。

合作的建議最初由共進會提出。當孫武派陳孝芬去試探蔣翊武時，蔣翊武說道：“合作固然好，將來我們一定要上他們的當。他們那些留過洋的、穿長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別是孫武，領袖慾特強，將來共事很難相得。”但經過反覆磋商，雙方還是同意在1911年5月1日舉行第一次商談聯合的會議。在會上，雙方的談話並不令人愉快。蔣翊武說：“現在文學社在軍營中發展力量很大，我們合作後，少數應該服從多數，我們是可以成為主體的。”孫武聽罷也不肯認輸，立即回答道：“我們共進會是同盟會的系統，直屬東京本部領導，與長江各省都有聯絡，……據初步統計，人數超過文學社，我們聯合後，共進會當然居於領導地位。”

兩人唇槍舌劍，互不相讓。會議未獲得任何結果。6月1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談。會上基本達成了一致的意見。隨後，在湖北領導人選的問題上也作出了具體安排，議定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孫武為軍務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任總理，專管民政。軍政大權，由孫蔣二人分擔。關於全體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議處理。但是這樣劃分，職權不明確，究竟誰指揮誰，也未加以規定。不過當時只有這樣劃分才能使三人矛盾暫時得到統一。事實上三人從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惡劣局面。所以，武昌首義成功後，三人明爭暗鬥，矛盾逐步發展。

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孫武任軍務部長後，利用部長之便，委以部分共進會幹部擔任高階軍官。蔣翊武名義上是軍務部副部長，卻無實權，文學社的其他成員更是遭到排擠。文學社與共進會之間早已存在的傷痕再添新疤。

孫武在主持軍務部的這段時間裡，權力慾膨脹，專橫驕妄之氣更盛，逐漸的失去文學社甚至他手下共進會的不少革命同志的支援。尤其是這段時間以來他拒絕與同盟會親密合作，將軍政府的全部權利移交給同盟會，並且逐漸開始拉攏黎元洪等一干立憲派。幾年的革命，革命黨人同立憲派前後交鋒何止百次，說是勢同水火一點都不誇張。尤其是立憲派不少都是清流砥柱、改革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