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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讓簽約人賴一點小賬，不敢再理直氣壯地反咬過來。中國人提出契約時，大多居於“執行時讓開一步，使簽約人覺得佔了一些小便宜”的前瞻思考，以期獲得比較圓滿的結局。�
條文怎樣訂，契約怎樣寫，對中國人而言，都不是很重要。我們的要求放在“過程要合理，結局要圓滿”。�
甲乙兩單位，彼此合作多年，雖然有些爭執，卻每次都能夠圓滿解決。後來忽然想起必須簽訂契約，才夠現代化。於是多次會商，竟然引起“沒有契約，大家各憑良心，有事好商量；如今要簽訂契約，一切往最壞處著想，以確保自身的安全，而且有了契約之後，依法處置，也無法憑良心了”的話題，充分凸顯中國人“理大於法”的精神。一切求合理，有法無法都一樣。這種“人治大於法治”的做法，迄今仍然是“合理追求圓滿”的主要依據。�
中國人比較重視“情性”的表現，既不完全理性，也不訴諸感性。“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意思是“心安的話，就表示合理”。我們習慣於“依據心裡好過不好過來判斷”，老早擺脫“對就是對，不對便不對”的二分法陷阱，進入“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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