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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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姚蓬子。我本來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簡單的人，但現在處在如此艱難複雜的社會里，為了應付環境，要鬥爭生存，要戰勝敵人，迫使我不得不也變得複雜起來，變得稍稍聰明一點。對姚蓬子是這樣，對原是我丈夫的馮達，何嘗不也是這樣呢。

自然，我一直沒有因為我，而要蓬子或馮達再於什麼對黨和革命有損的壞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離開南京時，我仍然希望他們不要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得太遠，我希望他們珍視自己的餘生，努力爭取將來能有回頭是岸，立功贖罪的機會與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憶，彌足珍貴，她寫出了一個真實的姚蓬子，寫出了姚蓬子從投機革命到淪為叛徒的思想過程。八旬高齡的丁玲在離開人間之前，為世人留下了儲存在她的腦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憶錄中，丁玲還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一天，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曾“光臨明瓦廊”，“說是特來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兒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遷往南京“中山大街向東拐進去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幢小樓，上下各三間，我們一家住在樓上，姚蓬子一家住樓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兩家人遷往南京中山門外的小村莊——苜蓿園。“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象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園患傷寒病。為了住院治療，“只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冬，丁玲病癒，她的母親拿出僅有的一點積蓄，“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化名寫點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蕪湖日報》（引者注：似應為《大江日報》）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裡想：《蕪湖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裡，在敵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

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黨的關係。“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會悟（引者注；即率達夫人）的打算，說大約兩個星期可以回來。我還假意託他們好好照料病中的馮達，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啟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這事報告了國民黨和怎樣報告的，我都不知道”；

從北平歸來，“回到南京，我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悟。至於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學，共產黨員）的情況，以及她與我的關係，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更不會想到我能找到曹靖華”；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個多星期以後，張天翼忽然來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談得很熱鬧。他找著一個機會，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我跑回後房，急忙展開一看，上面只有簡單的一句話：”知你急於回來，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沒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認出這是馮雪峰的筆跡，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點也不敢暴露我此時的喜悅之情，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我找了一個間隙同張天翼約好再見面的地點。幸好姚蓬子粗心，一點也沒有看出破綻”；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與張天翼相見於一家小咖啡館。然後，在幾天後，前往上海，會見了胡風和馮雪峰，接上了中斷了三年的組織關係。然後，又回到南京。“這次回來自然引起了姚蓬子與馮達的注意與詢問。姚蓬子很關心的樣子。幾次問我，見到魯迅沒有？見到茅盾沒有？我始終說這次我去上海，還去了蘇州，玩了一趟，看電影，坐雙層公共汽車，什麼人也沒有去找，根本不想見人，玩得興致索然”；

姚蓬子當然把丁玲的動向報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訴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談話”；

丁玲終於掙脫了徐恩曾的陷阱，掙脫了姚蓬子的監視，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黨的懷抱之中。

在丁玲的筆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臉，一清二楚。

經過嚴格的審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組織部正、副部長陳雲、李富春簽署《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指出：“……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並無證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黨員。”後來，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和審查，仍“維持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