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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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現行法規，扣發鮑林的護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為法律規定要有確鑿證據表明鮑林接受過共產黨的指示才行——然而聯邦調查局已花了六年時間仍一無所獲。為了結束這場爭議，11月5日，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者除了麥克勞德和希普利以外，還有三個持溫和態度的國務院官員。有人建議繞開申訴這一步驟時，希普利沉不住氣了，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護照處與共產黨打交道已不是一天兩天，”她說，“我最清楚，脫離現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將後患無窮。”兩年以前有人不顧她的反對，給鮑林簽發了護照，就是開了拋棄現行做法的一個先例，這一次，她無論如何也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那麼，在鮑林的護照上寫上幾句話，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之外，禁止他做別的事情，這個主意怎麼樣？這也不行，希普利斬釘截鐵地說。會議再也開不下去，只得中斷。麥克勞德和希普利力主扣發護照，其他三位官員——將鮑林列入“冒失莽撞、頭腦不清的左翼人士”的範疇，對國家安全並不構成威脅——建議簽發，以免引起公眾不滿。

杜勒斯作出最終決定，給鮑林頒發護照。

小胡佛對此很不愉快。這就意味著無需經過上訴這一步驟，而這一手續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專門為鮑林設定的。他認為杜勒斯的決定將置國務院於批評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時候，他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的一個朋友，要求這一機構審閱他為頒發護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為了發洩怒氣，小胡佛對這位朋友說，在過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設法將鮑林攆出加州理工學院，現在，不經申訴就給他簽發護照，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悶氣。不久以後，小胡佛就辭去了加州理工學院校董之職，從此與鮑林更是結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對杜勒斯的公關問題作了一番考察。他對手下人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插手這種事情。”

那天下午，負責行政事務的副國務卿給鮑林發了一封簡訊，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爾摩。

同一天，國務院的法律顧問發現希普利獨自一人坐在咖啡廳裡。他走到她身邊坐下。兩人作了長時間的交談，談到鮑林，談到共產黨人，談到履行正常手續的重要意義。這位顧問注意到，希普利情緒黯然，對於她的意見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滿，對這樣的辦事方式表示失望，並再三重複應當拒發鮑林的護照。

幾個星期之內，希普利正式宣佈，她要辭去護照處處長的職務。

關於鮑林一案，麥克勞德創造了一種頗有幾分幽默的說法。事情過後不久，一個國會委員會問起，鮑林怎麼能不經申訴而成功地領到了護照，他回答說，頒發護照是“自我申訴”的結果。有人要他解釋一下這一用語，他笑了起來，說，它的意思就是“國務院也要閱讀有關檔案”。

鮑林領到的護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適用於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鮑林懷著如往日一樣的愉快心情，攜帶著愛娃、克萊林，還有小萊納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飛機離開洛杉磯。他們在哥本哈根與彼得和琳達會合，然後，一家子人，正如愛娃回憶時所說，“一幫快樂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爾摩。

鮑林從未見過像諾貝爾獎頒發典禮那樣的場面。這一活動是從12月9日開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宮大臣為獲獎者舉行招待會。會上，鮑林與兩位物理學獎得主作了簡短的交談。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數學大師，鮑林第一次訪問歐洲時曾與他見過面。他由於在量子力學方面的成就，與一位德國實驗物理學家博特②一起分享這一遲到的殊榮。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鮑林還見到了獲得醫學獎的美國人三人小組的成員。他們因在小兒麻痺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③歐洲新聞媒體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傷，因而這次無法在斯德哥爾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創始人，因對亞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統計學的系統闡述，與博特一起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②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國物理學家，應用符合電路法，測定電磁輻射的粒子性，發現了中子，與玻恩一起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③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國小說家，早期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等，作品風格獨特，文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