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

他堅持認為，新的科學進步要求在政治上採用新的做法。“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應具有科學的精神，”他會這樣說，“處理國際事務，就是努力尋求正確、公正地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決不是讓一個國家壓倒另一個國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損害他國的利益。我相通道德，相信正義，相信人道主義……是讓道德在國際事務中佔有支配地位的時候了，是讓世界各國用國際法來規範自己行為的時候了。”最後，如果聽眾是美國人的話，他還會揮舞這樣的旗幟：“我是美國人，”他將這樣來結束自己的演說，“出生在俄勒岡，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已經多年了。我為自己偉大的祖國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帶一個頭，在處理世界事務的程序中，讓道德佔有優先的地位。”

這篇基調性政治演說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每到一處，無論是英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奧地利，還是法國，他都受到了許多反對核武器的團體和群眾熱烈的歡迎。他的形象與美國倫那副典型的漫畫式形象構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佬在人們的心目中，不是華盛頓那樣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裡粗氣、醜陋無比的美國遊客；鮑林則是身材魁梧、機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誰也不能使他閉上嘴，無論美國政府怎樣對待他，他決不害怕把真理講出來。

與英國移民局發生的糾葛，標誌著鮑林一生在公共場合最後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隨著美國官方政策向禁試方向傾斜，只有極右派的新聞媒體仍要攻擊積極反對核武器的人士了。鮑林仍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秘密跟蹤，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仍在蒐集和整理有關他活動的檔案。但是，聯邦調查局經過12年調查，能夠說出對鮑林最不利的結論是：“多年來，鮑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人……他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一個唯我獨尊的人物。”唯我獨尊構不成叛國罪，因此，鮑林的名字也就從這個機構的安全薄上刪去了。

日內瓦禁試談判原定於1958年10月的最後一天舉行——這個日子也是希望各國暫停核試驗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準備期內，有關各方都爭分奪秒地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這些也許是在一段時間裡最後的試驗了。美國將自己進行的這一系列試驗稱之為“截止式行動”。單單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裡，蘇聯人就爆炸了14顆核裝置，散發出大量的放射性塵埃，由此導致洛杉磯的放射性含量的讀數比正常數字升了120倍，這是在核試驗地區以外記錄到的最高值。在萬聖節來到之前，三個核大國在1958年一共進行了63次核試驗——這個數字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試驗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個月時間裡完成的。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核對了所有的證據，得到的結論證實了鮑林發現的結果：核試驗每年大概會造成42萬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數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遺傳性惡化的……效果”

日內瓦談判開始時，媒體報道稱，1958年進行的各種核試驗生成的放射性煙雲正在向各方飄散。這使公眾感到焦急和不安，鮑林也乘機在火上澆油。他知道，談判在以前曾經破裂過，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麥科恩仍在拼命鼓動有關方面恢復核試驗。鮑林還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公眾不斷向有關方面施壓，才能保證談判不出軌。他發表演說的時間表仍然是排得滿滿的，他照樣經常地與接受原子能委員會資助的研究人員進行小範圍內的爭論，這些研究人員對他提供的核試驗影響健康的資料表示有懷疑。那一年秋天，鮑林與那些認為他的估計資料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動機的人經常有書面的交鋒；為了支援自己的論點，他每一次都會引用有關方面認真研究後發表出來的資料，例如，聯合國公佈的報告，還有原子能委員會自身發表的數字。這類爭論的最終結果總相同：在缺乏更精確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數字和別人的數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戰爭！》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和事實是正確的。“我可以高興地說，自從我這本書面世以來，發表的任何新資訊都沒有推翻我在書中得出的任何一個論點，”他在1959年1月這樣寫道。

日內瓦談判一直繼續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間，鮑林在全世界各地遊說，向和平團體、教會組織、學生組織、工人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講話。前一年秋天瘋狂地進行的核試驗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塵埃，此時，這些塵埃仍然飄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鮑林的講話就更有份量了。報刊幾乎每天都要用這樣一些標題把這個問題帶進千家萬戶